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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塌了。
       逮捕，是瞬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进行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1921年逮捕19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看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利耶夫1948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
       （白燕摘自《古拉格群岛》，
       群众出版社，魏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