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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问我:“平生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我会说，是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度过的暑假。
       6月底大学放暑假，学生们都去打工或者旅游了，整整一座小楼只剩下我一个人。几个星期下来，我没有机会讲一句话。
       早上起来，我再也闻不到隔壁房间里透过来的咖啡味；中午进厨房，再也看不到那个留着大胡子的大学生吃面包夹火腿。
       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公共汽车站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研究时刻表。当我发现那个人长着亚洲人的脸时，高兴极了。我准备向他介绍一下公共汽车的特点，这起码可以让我过15分钟讲话的瘾。
       那人见到我很高兴，随即对我讲了一大串话。可恨的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用英语试问了一下，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个字，原来他是个韩国来的留学生。
       我的孤独心理导致了一种生理反应，那就是失眠。每当夜晚到来之时，我的头脑就变得异常清醒，不论是默默数数，还是听催眠录音带，都无济于事。
       我知道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是语言机能长期抑制的结果，最好的治疗方法是找人谈话。可是半夜三更给什么人打电话都会被视为神经病的。唯一的办法是往时差大的国家打，像中国、美国、澳大利亚。
       我首先是想给太太打。太太正在上班，我一面看着电话计价器飞快地闪动，一面聊天，十几分钟几十马克花掉了，心情也自在多了，最奇妙的是往床上一倒，不久便呼呼大睡。
       第二天晚上，我又往澳大利亚籍学生林茂生那里打。我向他诉说孤独的恐怖，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在悉尼大学为我谋到讲座。我的精神大为振奋，居然和他在电话里开起玩笑来。二十多分钟，一百多马克，也不感到心疼。这一晚自然是睡得十分香甜。
       第三天夜晚，我那失眠的预感又来了，幸运的是从澳大利亚来了电话，说是那里东亚系的系主任克拉克教授愿意邀请我。正式邀请函不日邮寄。这一夜不但睡得好，而愉快的心情延续到了第二天。
       “电话疗法”是如此有效，可是每天都打越洋电话，恐怕不久我连吃饭付房租都要成问题了。
       为了拯救自己，我决定每晚到街上散步，只要碰见什么人就和他讲话。但是德国人一个个彬彬有礼，只要你眼睛朝他一看，他就问候一声“晚安！”径自走了。
       我终于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样子也是在散步，心中大喜。待他走近一看，我更是心花怒放。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个韩国人，他居然不认识我了，还直瞪着眼睛走了过去。我十分恼火，心想这家伙实在不可饶恕。于是赶紧回过头来故意撞了他一下，那家伙哎了一声，摇摇欲倒，在倒地之前一手抓住了我，那手火一样地烫人。他也认出来是我，于是用他那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我说，他病了，又不懂德语，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医生。
       我问他有没有办医疗保险，他也听不懂。我把他领到家中，把医疗保险合同拿给他看，他摇摇头。我便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陪他到一家私人医院去。他把我的医疗保险合同拿给护士看。取了药以后，我问护士要不要付款，护士说暂时不用，日后寄上账单。
       这一天晚上，我把他留在我的房间里住下，替他烧茶弄水，忙忙碌碌。但是我的舌头却在空前的忙碌中得到了新异的快感。我的失眠症、耳鸣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国人的病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好了。正巧另一个韩国人经过这里，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嫉妒，眼睁睁看着他的同胞把他接走了。于是，我又陷入失眠、耳鸣、心悸的状态。
       原因是韩国人走后的第二天，医生的账单寄来了，一共一千多马克，账单上写的居然是我的名字和地址。于是我赶紧到医院去声明，看病的不是我。但是我的医疗保险合同却在医院的电脑中登录在案。那上面地址和姓名都是我的。我向护士、医生反复说明这是一场误会。然而德国人的文牍主义是十分可怕的，他们只相信文件，绝对不相信活人，而且他们看亚洲人的脸都是一样的。
       我每天早上一醒，就出门奔波于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一个月后，医院方面居然用中文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如不付款至某某银行某某账户，将采取法律手段。这封信是从我工作的特里尔大学转来的。于是我每天又增加了往大学去交涉的任务。那些平时装着不会讲英语的人，这时英语一下子变得溜溜的了。
       对于这一切，我并不感到痛苦，相反觉得心情十分舒畅。我的奔波不仅仅有利于保护我的存款和名誉，而且有利于治疗我那可怕的失眠症。两个多月的奔波，我的面色恢复了红润，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那简直就是青春焕发。
       我的申诉胜利了，医院方面终于弄清楚了两个亚洲人形象的差别，恰巧那个韩国人来看望我，又很爽快地付清了医疗费。
       暑假结束了。隔壁大学生的房间一大早又飘出了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我们又可以一面用餐，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了。
       同时，从澳大利亚那边寄来了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函。我打了电话到波恩的澳大利亚驻德大使馆去，对方的答复是，签证大约需要等三四个月以上。
       我随即给悉尼大学那位好心的克拉克教授写了一封抱歉的信，说是我病了，不能去澳大利亚。林茂生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变卦。那是因为两个月后就是为期一个月的寒假，我不能再度在这座空楼中忍受孤独，可以肯定，那时绝对不会再冒出一个生病的韩国人来让我操心了。
       （魏来摘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