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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兰州城里兵变了，四城门上了锁了；我维的尕妹心变了，大眼睛认不得我了。
       北纬40°10′，东经92°48′，是我的敦煌。父亲在母亲去世第二年就辞了职，把我带到那里。他是一名志愿者，整天攀扶在脚手架上，一笔一划地修复被风沙和岁月侵蚀了面容的壁画。
       父亲的朋友都是和他一样的人，放弃在都市高尚或普通的职业，来到西北从事一份几乎没有酬劳的工作。我相信他们都有些理想主义吧，否则谁会放弃好好的生活跑来做一个画匠，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所谓政府补贴，其实是菲薄得可怜的数字。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念小学，父亲每天一大早就去工作，我被锁在宿舍里，伏在小凳子上看《儿童识字》，一颗字一颗字按着结结巴巴地念。父亲出门前给一粒水果糖含着，等到吮成了糖渣，他就回来给我做饭。
       我们住的地方离窟区很近，门口就是胡杨林，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隔壁妇人的咳嗽在风里传得很远。有天父亲过生日，他的伙伴都来了，点了罩子灯，喝酒吃肉，拿根筷子一下一下地敲着桌子唱花儿。我怕冷，缩在角落里烤火，自从来到北方，我就生了冻疮，用了很多药都不见好。
       花儿是大西北的山歌，像古时的诗经，有比兴，和仄押韵，唱的多半是缠绵的爱情和自由，炽热的词，直勾勾的表白，用粗犷的曲调唱出，有种原始的风味，它的词叫作“花儿”，演唱称为“漫少年”。
       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高伯伯趁着酒劲，正吼着“我维的尕妹心变了，大眼睛认不得我了”时，有人在外面敲击窗户。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十五岁的丁岩，我那会唱花儿的少年。他推门进来，解释说母亲近来睡眠很差，好不容易才睡着，希望哄闹的声音能够轻些。
       高伯伯连声道歉，丁岩也很客气，一直微笑说打扰了，然后他看到了我的冻疮，咦了一声。次日晚饭时，他端着一酒盅黑色的粉末，递给父亲看。他说这是民间土方，涂在冻疮处，很快就会好。
       几天后，我的手就结了痂，留下了一道月芽形状的疤痕。和丁岩也就这么熟识了，有时他服侍母亲躺下，就带几本书过来给我讲故事，我也会跑到他家做客。他的母亲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苍老多了，恹恹地靠在病床上，不时咳嗽，房间里充斥中药的气味。
       2．马马马，盲婚哑嫁，隔山互念、遇水相忘的，亲亲的咱俩。
       日子混混就过去了，我上了学，学会做算术题，喜欢地理课，买回地球仪摆在书桌上，又拿小刀在墙壁上刻课本上学到的诗：“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长江两岸柳枝开始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这些句子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
       我念高二时，丁岩二十五岁了，他的母亲病情不见好转，但也没有变得更坏。他和父亲做起了同样的工作，忙了起来。我的学业也不轻松，常常大半个月才见一次面。他不再讲故事，时常说起他最热爱的诗人张子选，和我下五子棋，教我书法，在毛边纸上反复地写那首：向鱼问水，向马问路，向神佛打听我一生的出处，而我呀，我是疼在谁心头的一抔尘土。
       丁岩是个古旧而放旷的人，喝陈年的烧刀子，写漂亮的字，听老歌，在晴朗的日子带我去看壁画，一路唱着花儿：“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不要割，就叫它绿绿地长着；尕妹是山泉阿哥是水，不要断，就叫它淡淡地淌着。”他说当年执笔作画的人们心中闪现的一定不是佛道，而是爱人的容颜。否则如何解释其中总会有一两个形象有微妙感呢？他们或奏乐或微笑或舞动，衣袂飘飞，眼神安然，那应该是爱人的眼神。
       我们背风而坐，身后是宝相庄严的佛像，手边是几包糖果，一顶牛仔帽，男孩子的烟。夕阳把天际染成橙黄，人在那样的颜色里坐着，连呼吸都很轻。
       我考上大学离开敦煌，丁岩没有去送我。父亲说，丁岩今天要加班，就不来了，他让你给他写信。
       好吧，那就给他写信，我买来信纸，在黯黄的纸上写他的名字，想把我没能说出口的话都告诉他。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感情藏在我身体里，那么多年了，像一颗小沙砾，日日磨心，我不知道心房是否就是蚌壳，将它磨成了珍珠。更不知道将它呈递出去，是被弃之如敝屣，还是奉若神明。
       最终拣了不相干的话来说，说深圳果然就是我渴望的南方，它阳光普照，晴空万里，大片云飞过，水美草丰，11月的夜晚也可以穿着衬衫到校门口买两支鲜花，而千里之外的西北，早已是严寒酷烈了。
       去书店找张子选的诗集，却始终没有，静夜里久久不能睡去，在室友的梦呓里写信。我不知该对丁岩说什么，只好默写张子选的诗给他：天亮前我梦见一白一黑两匹马，像寄自人间的两封信。那白马白如雪，黑马黑似夜，它们一匹是银子一匹是铁……
       可丁岩呢，干脆就不想对我说什么吧，我一个礼拜给他写两封信，他从没回过。世人都在呢，你去了哪里，诸佛都在呢，你去了哪里，丁岩。
        3．你是肝子妹是胆，肝胆离开是万难呀。
       认识小路是在秋天，我逛街逛到一家乐行，进去转了转，随手拨了古筝几根弦，旁边的男孩说：“你的指节修长，适合弹钢琴。”我抬起来给他看，示意左手背上有疤痕，那是以前生冻疮落下的。
       他没再说话，拇指由下往上一路轻拨，食指又沿原路挑回，分明是《沧海一声笑》首句的旋律。
       他问我：“你喜欢听什么歌？”
       我说：“花儿。”
       他就点头，说很多人都喜欢花儿乐队。我不打算解释，这个世上，原本只有那个人是我愿意同他说起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说起风的笑容，说起田野的颜色的，因为他全都懂。他之外的人，每一个都是别人。
       小路抽辛辣的烟，弹吉他，踢足球，举止有江湖气，他比起丁岩，原是更适宜于苍茫戈壁的。我和他开始交往，散步，聊天，去图书馆找座位，他戴上耳塞听歌，我看小说，脑袋低下去，吃小甜饼。翻到一页，正是介绍西北花儿，有一首是丁岩唱过的：“正是杏花二月天，牵牛花拉上了房檐；你是肝子妹是胆，肝胆离开是万难。”我望着窗外发起了呆，小路碰了碰我，慢慢地推过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牛皮纸，黑色字迹，非常古意。
       “佛来自印度是受人拜的，你活在世上是让我疼的，疼不好，瞎疼。”我呆住。他粗枝大叶，字写得一点都不好看，但他肯为我从无数杂志上收集张子选的诗，再把它们抄录到本子上。可你呢，丁岩，你连回信都不乐意。我想了想，说：“我想吃虾了，一起去吧。”
       回校的路上，小路拉起我的手，如所有的情侣。林阴道的灯光昏黄，那样凉的月光，像是走在水中。
        4．走哩走哩者越走越远了，眼泪的花儿也飘远了，穷光阴把阿哥害苦了，尕阿哥他走到口外了，丢下呀尕妹受罪了。
       父亲继续参与第二期修复工程，寒假我回去过春节。在接站的月台上，我看到了丁岩。半年了，音讯全无的他终于站到我面前。他替我拎起行李，说：“在深圳你每天都要冲凉的，你爸爸知道你一回来就要洗澡的，特地准备了一大桶水。”
       在敦煌，最奢侈的，是水。大伙儿每个星期匀给我的一桶水洗澡，已算是巨大的享受了。到了深圳，水再也不是问题，我兴奋得在第一封信里就告诉丁岩，我一天要洗两次澡，还说，丁岩你一定不知道，在南方，他们把洗澡叫冲凉，想想看，气温多么宜人。
       可见他是收到我的信了，我咬住嘴唇，打定主意不再说话，丁岩也闭上嘴，背起我的行李走在前面。
       父亲见到我很惊喜，说我皮肤变好了，人也变漂亮了，他一边接过行李，一边说明矾刚丢到水里去，要等片刻才能让它将杂物都沉淀到下面去，又说这桶水是丁岩弄来的，得好好谢谢他，丁岩笑着闲聊了几句，没坐两分钟就回去了。
       我洗完澡，收拾着床铺，父亲说：“丁岩腊月二十八结婚，多年的邻居了，他对你又挺照顾，你别忘了送份礼物。”
       我说：“哦。”手没有停下来，收完了床铺又去扫地，扫完地去贴春联，贴完春联后，不顾父亲反对，硬是将所有的厨具都洗了又洗，父亲说：“康乐，碗不脏，不用洗三遍。”
       我又说：“哦。”
       “青石头崖上的鸳鸯楼，手攀住栏杆者点头；尕妹是阿哥的护心油，千思万想的难丢。”
       他丢了我。
        5．而我呀，我是疼在谁心头的一抔尘土。
       我在回敦煌第九天就返程了，小路带了几串葡萄来接我，他知道我就喜欢吃水灵水灵的食物。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他替我剥葡萄皮，用牙签穿好，又帮我擦去手上的汁液，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不去回想敦煌。
       生活像棵葡萄树，顶端的葡萄又大又亮，我猜它很甜，可我跳起来也不够，又没有梯子，那就吃些伸手可及的吧，味道也不坏。况且谁说那够不着的就一定是好的呢，狐狸说，那是酸的。狐狸多狡猾啊，无论是俗语，聊斋，还是外国童话，都说它聪明。聪明的狐狸说的话是对的，那些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一定是。
       小路这样好，我当然应该爱上他。学会灰心，其实丝毫不难，不是吗？我哄自己去爱他，哄着哄着就弄假成真，如我所愿。我在他踢球时组织拉拉队，跑几条街为他挑选情人节礼物，在所有人面前都以他为荣，如同人捏了泥做成菩萨，每日叩拜，祈求，渐渐地就把它当成信仰，深信不疑。
       大学一毕业，我就和小路订了婚，他去了外企，我选了比较稳妥的国家机关，在他父母的资助下，合力供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每月关心水电物业，粮食蔬菜，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那个寒假之后，我以帮导师做项目为由，每年都留在深圳过年。直到结婚一事摆上日程，才和小路回了一趟敦煌，父亲和他很谈得来，见他对壁画很感兴趣，当天下午就带他去石窟。
       父亲耐心地讲解着，小路流连往返，啧啧称奇，我背对着他们，看风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有风沙隐约。随后，我听到一前一后两声惊呼：“快看!”
       一幅后唐风格的飞天喜乐图上有数十个飞天，姿态神情各有不同。或盘旋飞舞，或颔首侧立，花瓣彩带云纹点缀其间，浩荡飘逸。画面右侧有两名飞天，一名穿黑衣，另一名着红装，左手背上有一道清晰可辨的月牙形状疤痕。他们彼此凝视，眉眼都很年轻，神色欢喜荡漾，一望即知是两情相悦的模样。
       “是您画的吗？爸爸。”小路问。
       父亲摇头：“这里不是我负责的区域，不过，画者有私德。”
       画者有私德。作为敦煌壁画的修复者，你可以于壁画非醒目处，用你需要纪念的某张脸，替换飞天的容颜。这是一个秘密的权力，用不用在自己。
       “那它是谁的作品呢？爸爸您看出来了吗？她简直和康乐一模一样，太神奇了。”小路看了看我，又看看壁画，笑开了花。
       父亲头也不回，像是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小路听来莫名其妙的话：“你考上大学那年，有人对我说，他是胡杨，你是蒲公英。”
       我说：“哦。”
       我只会说“哦”，每次涉及到丁岩的话题，我都无话可说。我想我了解他的意思，他是一棵扎根于敦煌的胡杨，枝繁叶茂，无法随便移植。我不同，我是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荡，或落在瓦砾间，或落在原野上，但绝对不该是荒漠。蒲公英做不了胡杨近旁的植物，那么就化身为飞天，在天地彼端，以另一种方式，相携相依，不可分离吧。
       在中国敦煌，有一幅壁画，画的是二十三个飞天，其中两名，一名穿黑衣，一名着红装，彼此凝视，眉眼都很年轻，神色欢喜荡漾，一望即知是两情相悦的模样。而红装飞天手背上的疤痕被人用肤色修补过了，故此已经辨认不出。至于黑衣飞天，如果一定要追问的话，附近的人们都说，他很像某位壁画修复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