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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缓缓阖起，主治医师凝视着打印机印出的彩色影像，病人的诊断一字一字出现于电脑屏幕：“食道癌，建议：手术切除。”
       门再度开启，我随主治医师一同向病人解释病情：这是早期的食道癌，但若不及早接受治疗，癌细胞很可能会扩散开去……
       病人犹豫良久，终于同意了医师的安排。临走前，老伯偷偷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从隧道那头走来的医生?”
       原来这就是他用来唱歌的嗓音，一样地浑厚却带有浓重外省口音的国语，原来，隧道中的老伯在这儿。
       原来，他知道我。
       
       几天后，老伯独自住进了病房，换上有如囚犯般的蓝条纹病服，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医院的病房区。尚无法确知，这段被拘禁的日子会有多久。
       住院医师带我前去探视，让我写下例行的住院记录：75岁，男性，抽烟，无高血压亦无糖尿病史，最近因吞咽困难而求诊，经胃镜检查后，在食道中下段发现约半厘米的肿块，病理切片证实为鳞状上皮细胞癌。
       没想到，他却在临阵的前一刻成了逃兵。负责到病房接病人至手术室的阿嫂，只带回散在掀开的被子旁的凌乱病服，而病人，已在数十分钟前自行办理出院手续离去。手术同意书仍夹在病历匣中，仍保留他遒劲的签名力道，笔迹压痕突出纸背，透印到下方的空白表格，到下一张、再下一张的签名栏位，可见当时的他应是坚决而肯定的。
       “真是怪人!把医院当旅馆度假，来去都随心所欲……”撕碎的同意书，自主任气愤的指尖回旋飘落，半空中，每一片颤巍巍的纸片都显得孤零怯弱，最后落进垃圾桶底处。还有一张小纸片，停在桶外，轻轻地。
       后来，空荡的病床又住进了其他病人，其他食道癌的手术还是继续在手术房里进行着。
       离开胸腔外科后，我又行经了其他楼层，换了许多科。搬离了学校宿舍，摩托车在发动与熄火间取代了穿越隧道的路程。路越走越远，隧道里的歌声，渐渐地在记忆中淡去，季节的影子被隔绝于冷气房之外。直到我完成了半年见习医师的课程，才发现最初进医院时的午后蝉噪，早已喑哑。
       我的胸牌变成了“实习医师”，在主任开刀的日子，也要换上手术衣，上手术台帮忙传递器械。那天晨会，屏幕上闪掠过一张张核磁造影的黑白切片，主任用快速而平淡的语调，纵向插入横切的平面影像，叙述一段编年体例的食道癌病程进展。灯光昏暗，他试图在每个睡眠不足的昏沉脑袋里，堆砌出完整的病人形象。当我洗完手穿上无菌衣，实际的病人被摆成仰卧姿势准备开刀，脑海中沉浮的残存印象，只剩病房床号与他左手臂上影像片子照不出的深黑大疤痕。
       “希望刀开到一半时，他可别再跑走了。”总医师半开玩笑地将绿色单巾覆上手术部位外的范围，“上次他在手术当天跑掉，主任很生气!谁知一年后，又自己跑回来，原本不想帮他开的……”好熟悉的故事情节，转头瞥见麻醉记录单上的姓名方格，就是他!我们又在同一构成中重逢了，在同样蝉声鸣噪的季节里。
       手术终于在屏幕上不断起伏变化的心跳波形里完成，几度血压突降、心跳直落、警示灯频频闪烁的紧急状况，都已然安稳地缝入三道长长的伤口。
       术后，生命迹象仍在危险边界徘徊，老伯插着气管转入呼吸加护病房观察。
       比见习时更早的清晨，我也开始推着先前学长学姐推过的药车，哐啷哐啷晃着玻璃瓶中的液体，一床一床替病人换药。先以大棉签滚过那不断渗液流脓的伤口，再涂抹碘酒，盖上纱布。我生硬的动作牵扯他额头不断深陷的皱纹，但他始终瞪着大眼，从未吭声。
       拔掉气管内管回到普通病房的同一天，病理化验的报告也出来了，每个切下的淋巴结都被证实已经失守：癌细胞早已转移。
       他的名字，在我手握的病患清单里被反复捏折，眼神对视却不知从何开口。如何用语言将无情的事实修饰得不那么悲情？大家都明白，假如当初他就接受手术，或许不会溃败得如此惨烈。
       我还是假装什么事都不曾发生，照样在大清早哐啷哐啷推着车去换药。偶尔我会假装不经意地随口说些话，以填充空气里长长的沉默：“伯伯，忍耐一下，很快就好了!”“伯伯最勇敢了!都不怕痛!”伯伯点了点头，然后彼此又陷入了另一段的沉默。
       “伯伯，您去年为什么不开刀，非得等到现在呢?”转身临走前，我还是忍不住好奇。
       “回……大……陆……”沙哑的声音重重刮起毛竖心悸的惊讶，那浑厚而挟着凛然气势的隧道歌声，何时变得如此单薄虚弱，流畅的句子硬生生被拆散成一个个单字，再也连不成一首完整的歌曲。
       “为什么呢?”
       他挽起袖子，指着左手的伤疤，说是年轻时打仗受的伤。
       那时的家，还在滇缅边境，那年的他，还不到二十岁，便被迫持枪掷刀与相依为命的哥哥一同从军，但两人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不知是为谁扣下的扳机，也不明白是为谁离开了居住的村庄，在静谧的暗夜里高声呐喊，猛朝看不清面孔的人影挥舞器械，直到对方倒下为止。
       他与哥哥约好，战争结束后要一起回乡。可是后来，国民党决定撤退，于是一个留在泰北，回不去大陆；一个横渡海峡，从此定居台湾。战争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短短的海峡，隔作三四十年的思念。他一直在等待，等待重逢的一天。当他等到了核准，却还是错过了与哥哥相聚的时日。
       穿过了海峡，却依旧隔着阴与阳的界线。哥哥已过世多年，留下失去支柱、一贫如洗的破碎家庭，和一对从未接受过教育、干瘦如柴的儿女。
       逃走，是怕再也走不了，怕一刀划下去后，就再也离不开病床，就像他曾经在等待中永远地失了约。他要趁尚未被任何药物控制与任何管线束缚之前，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节省的钱，在滇缅交界处筹设一间小学校，安置好哥哥的儿女，再看一眼家乡的容颜，重刻山河印象。或许，这将是他最后的一瞥。
       他说，他唱的有军歌、有情歌，还有自己乱编的曲调，他记得我是之前每日匆匆走过隧道的那个女孩，那外八字的走路模样很像与他一同打闹到大的青梅竹马，只是还来不及将这些歌曲唱给她听，她就在一次空袭中遇难身亡。还有我在不笑时候的侧脸，看起来也很像她，因为都很凶!
       我笑了，带着歉意，原来，我还一直以为他只是个会盯着年轻女孩看的色老头，错怪他是个贪生怕死、性情怪异的老“荣民”，其实，他是最深情的男子汉，最勇敢的伤兵，最富有的穷人。
       转过身，我的笑中泛着泪光，为着那坚守的情感与承诺，为着一杆仍独自在生死边界奋勇作战的单枪，即使再也喊不出气势磅礴的杀敌的嘶吼，还是坚持打完生命最后一场战役，唱完最后一段歌曲。
       夏季越走越远，蝉鸣越来越喑哑，断断续续，直到成为泥上的干躯。
       我在隧道里逆向回走，还是找不到遗落的从前和失去的歌声。
       （吴清贵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第4期，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