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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戴维·铃木 天工 译
       本文作者戴维·铃木是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基因学。曾开设报刊专栏，参与电台节目、电视系列节目。他写过一百多篇重要研究论文，编纂过多部教科书，还著有25本广受欢迎的书。1989年，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开设的有关全球环境的电台节目《生存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
       小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最南端的城镇住了四年，那里是海因兹（Heinz）番茄酱的产地。对我来说，渔产丰富的利明顿是一个好去处，从伊利湖出发骑车15分钟便可到达。鱼是我们的主食，所以我总是骑车去那儿，带着一串串穿满黄鲈鱼（perch）、鲶鱼的鱼肉串回家，供晚饭时食用。而今，诸多污染物注入五大湖，那里的鱼类已是有毒的了。回想当时，伊利湖物产丰富，当蜉蝣孵化出来离开水后，它们三厘米长的小躯体堆积在沙滩上，达四英尺高。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称奇的生物现象。10年间，各类杀虫剂和洗涤剂对伊利湖水进行了“消毒”，整个孵化过程已不复存在，伊利湖被称为“死”湖。
       后来，我们搬到安大略省一座名为伦敦的小镇。我曾骑车去祖父母的农场，时常会在一片沼泽前驻足，寻找青蛙、爬虫、臭蚰和狐狸。在祖父母住处的附近有一条小溪，还有一片森林，我会在那里玩上好几个小时。我还会到贯穿小镇的主河道——泰晤士河岸边玩上好长时间。我熟悉每一个池塘，在哪个池塘能捕捉到哪种鱼，比如银鲈鱼、梭子鱼会在春天产卵。有的动物也和我一起捕鱼。我记得曾看到一只浣熊拖着一只小龙虾，把它洗过后才进食。
       今天，如果我说：“我们去泰晤士河捕鱼吧”，父母总会在想到让自己的孩子涉足水中感到惶恐，因为现在泰晤士河已成为一条有毒的下水道。水中很难再有鱼类生存，即便你抓到一条鱼也不能食用。那条我曾站在水中捞蛤捕鱼的小溪而今流淌在地下管道里。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农场上矗立着一幢宏伟的高层建筑。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在那里玩耍的沼泽地已被填平，现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
       将我的童年与今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孩子们的童年相比，差异之大令我震惊。他们没有可以用于嬉戏玩耍的森林、河流、沼泽。于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就是矗立在地面上的购物中心和电子游戏厅之类的地方。孩子们成长在一片缺少生物的荒漠即一座水泥迷宫之中，这里多的是道路、高楼、机器和人，少的是动物和植物。在我们的人造环境中，只要是不想要的东西就将被毁掉。例如，各类昆虫被当作入侵者而遭到灭杀。在城市中，我们教育孩子们说大自然是敌人，它肮脏龌龌，令人生厌，危险丛生。于是，孩子们经常一看到野生动物就会望而生畏，裹足不前，而不是感到好奇和有趣。城市居民远离大自然，他们忘却了自己依然是生物。
       从日本来看望我们的几位朋友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们告诉我们说喜欢城市，在把他们带到岛上的小屋时，发现他们只有呆在人造环境中才会感到舒适。不仅是孩子，就连成人都害怕走到外边。因此，他们就一直待在屋里。孩子们甚至怕狗。来到外边后，他们觉得很不舒服，乃至手足无措。
       他们不习惯看到有生命的东西，拒绝接受像在岩石上打滚、看螃蟹、捡拾蛤蜊、捕鱼这类简单的活动。当然，他们在日本买的全部食品都是经过包装的，丝毫没有血、毛或是鳞片的痕迹。后来，我在东京遇见一位老师，她告诉我说，班里的孩子以为从超市带回家的每样东西，从来都是装在塑料袋和泡沫塑料中的。
       直到我为孩子们制作名为“关注自然”的电视系列节目后，我才相信这种观念原来是如此普遍。有一期节目是有关农场的。我带着两名来自多伦多的10岁的孩子来到农场。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天，过得非常愉快：在鸡群中捡鸡蛋、挤牛奶、骑马、与动物们一起玩耍。第三天，我带他们俩来到一处屠宰场，其中一个男孩突然大哭起来，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热狗和汉堡包是用动物制成的。
       这种无知不仅限于孩子。一位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做制片人的朋友带一位女士来到乡下一家“自采”蔬菜的农场。过去，她从未到过农场，竟会为蔬菜长在泥土中感到困惑。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竟不知道蔬菜长在地里。许多人都像她一样，并没有认识到食物具有生物性，因为食物似乎很像是人工合成的。人们将以获利为目的的食品加工成不包含生命的状态。我们将所有有活力的成分毁掉，只食用剩余部分。
       在东京，那位老师与班里的学生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要求学生写下为自身营养所需的各种无生命物质。孩子们提到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鲜蘑豆腐汤，但实际上你吃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于是孩子们明白了自己吃的食物都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它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构成人体的组成部分。那真是意义深远的一堂课。
       自然界滋养着我们，但我们却想斩断与生命的联系，这是大多数成年人未曾认识到的事实。生活在人造的环境中令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生物本性。我们以为我们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独立于自然界，但我们依然像其他生物一样离不开空气、水和土壤。为我们净化空气，调节水循环或是提供食物的不是技术，而是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物质通过生物作用得以无限循环。正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才使得它适合人类居住。
       环境越趋向城市化，我们就越不知道地球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在多伦多，如果你问一些人：“你们吃的食物长在哪里？”，“你们用的水从哪里来的？”或是“冲洗马桶的水又到哪里去了？”他们一概不知。倘若你告诉他们冲完马桶的水注入了安大略湖，与饮用水的吸入管相距仅500米，他们会惊讶得瞠目结舌。
       我们一直误以为科技控制着周围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控制着世界。我们距离大自然越远，就越多地依赖于科技，就越无力抵抗科技的失败。高科技繁重乏味的工作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已被弄得精疲力竭，我们可能会成为所依赖的科技怪兽的受害者。
       我们试图逃避现实，于是就生活在一个越发虚幻的世界中。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正远离我们而去。由于对自身的生物本性茫然无知，导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以及其他生物的身体结构。尽管与动物在一起会令我们更具人性，但我们却排斥自身的动物性。现如今时兴豢养宠物，这表明我们与动物有着天然的联系。孩子们一出生就对动物感兴趣。我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万物的本性”在观众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有关自然史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动物的节目。
       我家住在安大略时，父亲借了一辆汽车，我们便可以去底特律动物园。底特律动物园是最棒的动物园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对那里种类之多、数目之大的生物，我感到震撼。事实上，看到像犀牛和鸭嘴兽这样的动物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我渴望看到动物在天然栖息地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我一生都梦想去塞伦盖蒂平原，去澳大利亚，去亚马孙。从根本上说，是底特律动物园引发了我的那些梦想，激发了我对学习动物学的兴趣。
       长大以后，我确实游览过那些地方。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物境变迁确实令人痛心。我还是个孩子时，亚马孙是一处外人罕至的孤地。1988年我到那里时，外人已踏遍整个平原。自1900年起，平均每一年都有一个部落惨遭灭绝。1985年我来到塞伦盖蒂，在整个塞伦盖蒂平原上生活的黑犀牛，比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中豢养的黑犀牛还少。当我如愿以偿到达澳大利亚后，我看到除一些鸭嘴兽外，其他的动物全都生活在围栏之中。
       我们可能不会为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的灭亡担忧，但无论如何，它们会影响我们。这些动物不仅与我们共享家园，它们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基因信息有99％与我们的近亲类人猿的基因信息一致。基因学家渐渐地认识到：一切生命形态都是从相同的原始细胞进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同一个母细胞的后代，与我们都有亲缘关系。
       这个星球原本是极大富足的。但在我的这一生中，许多地方都几乎难以维系生命存在了。几年前，我的女儿当时九岁，我带她到多伦多动物园去玩，以为她会有像我孩子时那样的反应。然而到了那里以后，她问我的第一件事是：“爸爸，这些动物大部分还都活着吗？”在每一个展馆她都担心这些动物已经稀少或濒临灭绝。她总会提起“灭绝”这个词。在我的童年，每一次去动物园都是观察自然界中蕴涵何种潜力的机会，而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动物园只是提醒他们动物正在逐渐消失，或许这些动物仅存于这个动物园，这真是一场悲剧。
       父亲告诉我，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我小的时候是一片森林。他在那里垂钓时，捉到过从海洋洄游至内陆江河产卵的美洲鲑（sea?鄄run cutthroat）和鲟鱼。今天，我们不能想象这两种鱼会在温哥华附近游弋。我和女儿过去常到温哥华周围钓鱼，捕小的比目鱼食用。几年前，我们抓到一条比目鱼，发现它的鳍上有小肿块。我以为那是寄生虫，便把它切开。本想会看到一条蠕虫，但那却是个肿瘤。于是，我们不再到那里钓鱼了。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忽视了那些就如何对抗这种改变提出建议的人，如妇女、儿童、长者和土著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遇到过许多土著人，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真诚对待长者，尊重他们，倾听他们所说的话。
       我曾无数次穿越加拿大，每次都会找长辈们谈天。在沿海各省，我请教渔夫：“在您们还是小孩子时，捕鱼是什么样子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探访伐木工人：“多年以前，森林是什么样子呢？”在大草原上我请教农民：“那时的庄稼是什么样呢？”我向他们询问：“那时，您们的邻居和社区是什么样子，您们彼此间是如何关照对方的呢？”
       长辈们告诉我们，整个加拿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它被我们彻底地改变了。在北美我们总是说：“这里的出产源源不断。”但现在再也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式，什么东西也都不会多了。
       我们将要用尽属于所有世代的东西。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这样的丰厚的财富，便有一种神圣的义务将其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留给后人。看看我们的长辈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变化吧!想想在将来这种变化的速度!“我们将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父母总是努力确保其后代的安全，但是想到将来，我们为他们感到恐惧。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能够直视孩子们的眼睛，对他们说：“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倘若我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可能会更有信心地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