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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年轻，不知何为生死。我的班长与我是“一帮一，一对红”，我们常常坐在水泥池子的木板上谈心。我们谈的常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诸如跑操掉队、背后议论人、梳小辫臭美等等。我们屁股下面的池子里，黄色的福尔马林液体中泡着三具尸体，他们默默地听了不少我们之间的事情。有一天，班长说，他将来死后要把遗体献给学校，为医学教育做贡献，我才突然觉得池子里面躺着的是三个“人”。
       “文革”时，他从八楼顶上跳下来，当时我恰巧从下面走过，他摔在我的面前，我下意识地奔过去，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很平静地侧卧在地上。他看着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动，但只是两三秒的工夫，面部的血色便褪尽，眼神也变得散淡，我随着那目光追寻，它们已投向了遥远的天边。西边的天空是一片凄艳的晚霞。
       2
       她是个临产的产妇，长得很美，在被我推进产房的时候她丈夫拉着她的手，她丈夫很英俊。这是对美丽的夫妻，他们一起由南方调到这偏僻的山地搞原子弹。平车在产房门口受到阻滞，因为夫妻俩那双手迟迟不愿松开。孩子艰难地出了母腹，是个可爱的男婴，却因脐带绕颈而窒息死亡，母亲突发心衰，抢救无效，连产床也没有下……这一切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3
       儿子守在母亲的病床边，须臾不敢离开，医生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子才从大学毕业，是独子，脸上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稚气，母亲患了子宫癌，已无药可治。疲劳不堪的儿子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母亲插着氧气在艰难地喘息，母子俩都怀着依依难舍的心紧张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中午，儿子去食堂买饭，我来替他守护，母亲一阵躁动，继而用目光寻找什么，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赶紧凑到她跟前，那目光已在失望里定格。
       儿子回来，母亲的一切都已结束，他大叫一声扑过去，将那些撤下来的管子不顾一切地向母亲身上使劲插……
       4
       我在给这个六岁的男孩做骨髓穿刺的时候，孩子咬牙挺着，孩子的母亲在门外却哭成了泪人。粗硬的带套管的针头扎进嫩弱的髂骨前上脊，那感觉让我战栗，我知道，即便打了麻药在抽髓的刹那疼也是难以忍受的，而孩子只是一声轻轻呻吟。取样刚结束，孩子回过身问我：“这回我不会死了吧？”我坚定地回答：“不会。”
       半个月后，孩子蒙着白单躺在平车上被推出病房，后面跟着他痛不欲生的母亲。我将孩子穿刺伤口的纱布小心取下，他在那边应该是个健康、完整的孩子。
       辚辚的车声消逝在走廊尽头，留下空空荡荡的一条楼道。
       5
       她是养老院送来的，她说她不怕死，怕的是走之前的孤独。我说我会在她身边的。她说，我怎么知道你在呢，那时候我怕都糊涂了。我说我肯定在。她说，都说人死的时候灵魂会与肉体分离，悬浮在空气中，我想那时我会看见你的。于是她就去看天花板，又说，要是那样我就绕在那根电线上，你看见那根电线在动，就说明我向你打招呼呢。
       她临终时我如约来到她的床前，她没有反应，其实她在两天前就已经昏迷。她死了，我也疲倦地靠在椅子上再不想动，无意间抬头，却见电线在猛烈地摇晃。
       这样的碎片于每一位医生都会有很多，它们并不闪光，它们也都很平常，但正是在这样的司空见惯中，蕴涵着一个个你我都要经历的故事，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加以任何评论，我们只能顺其自然。
       我想起1985年在日本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情景，由东京飞往名古屋的波音飞机坠毁在群马大山，全机542人，全部遇难。飞机出事前的紧急刹那间，一位乘客匆忙间写下了一张条子：感谢生命。
       （刘畅摘自《杂文月刊》2008年5月上半月刊，季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