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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阿尔文·托夫勒、海蒂·托夫勒 著 　吴文忠、刘　微 译
       本书是未来学巨擘托夫勒对人类所处困境的最新洞察。
       本文摘自书中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论证；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干扰地以直线发展。中国不可能避免浪潮间的冲突。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将毫无疑问不止一次地发生衰退和复苏并存现象，并连续不断地影响全球经济。
       浪潮政治
       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家们开始编造黑暗的前景，说中国有可能经历1997～199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或者说中国有可能经历连续的经济动荡，并试图用凯恩斯的经济原理来减轻危机。还有的观察家担心一些麻烦要同时发生——能源枯竭、环境危机或者比“非典”更为严重的流行疾病的爆发。也许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战争，互相发射导弹从而影响亚洲的局势。这种局面或者任何加在一起的局面都会猛烈地打击全球的经济。
       对中国未来最悲观的评估之一可以在美国律师兼作家章家敦（Gordon G．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里找到。该书的目录包括“革命已经变得衰老、人民的不满情绪即将爆发、国有企业正在死亡、中国的银行即将破产、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限制着进步”等。
       如果章家敦的论点有一半正确，全球的金融体系就有可能被推进高危病房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公司和中央银行都会受到重创。街头沃尔玛超市里的T恤衫和玩具的价格仍会继续下降，但是全世界数亿的工人（从巴西的铁矿工人到曼哈顿或者东京的银行员工）都会到处寻找工作了。
       这些前景是够令人可怕的，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更加令人惊讶的可能性。
       中国的三种经济
       当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经济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极贫穷的农民组成的乡村中国；另一部分是大烟囱和装配线组成的城市中国。毛的接班人所做的就是在此之上又加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部分。与过去两部分的中国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被分成了三个部分。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三种经济的国家，三个截然不同的财富体系也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看到——比如在印度和墨西哥，但是三种经济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头一回。开创这个先河的还是中国。
       中国的双轨战略（在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前就决定建设强大的知识部门）不仅帮助北京解决了众多人的极端贫穷问题，而且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和影响。
       但是，这样做也付出了一种隐性的代价。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中的每一次财富浪潮都拥有自己的拥护者（这一人群的特点不仅是由其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还有其需求和需要），结果就产生了“浪潮政治”。
       例如，当中国的领导人将资源分配给尖端科技的实验室时，他们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反对者们要求把钱投入到制造业和社会福利中去。然而，这种冲突只不过是小规模的冲突。
       在更大的全国性规模上，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反映了浪潮政策的重大改变。许多人认为上一届政府执行的是“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相反，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后，便对中国的内地进行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巡视，并许诺提高对贫困农民的资助。然而，当巡视还没有结束，这场浪潮间的战斗就重新打响了。反对者们认为给内地提供资助是巨大的财政浪费，并建议将数百万农民从西北移民到东北的老工业地区。
       这对于已经失去了土地、穷得叮当响、被迫涌进城市去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7000万农民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这个过程很像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于圈地法的实施，大批的英国农民被迫移民到城市中的情形。那一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工厂里工资水平极低的劳动力大军不断地扩大，以及英格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过渡。
       中国的过去和前苏联一样，曾经在所谓的“工业偏见”问题上展开过激烈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所谓的工业偏见就是，通过压榨已经很贫穷的农民来为工业发展筹措资金。根据《今日中国》的报道，1953～1983年，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项目贡献了720多亿美元。
       《纽约时报》报道，即使今天，“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医疗、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相差悬殊”。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所讲，在这个事实上面再加上这样的一条：“中国城市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大规模间接的征税而资助成的，其中包括动用了农村的教育费用。”
       尽管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冲突现象不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针对第三次浪潮发展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但是潜在的冲突却是存在的。
       这些最高层次的“浪潮政策”斗争是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冲突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群众所抗议的问题有下岗失业、拖欠工资、地方官员的腐败、强行征收各种税款项目等。
       许多冲突事件都发生在农村，因为那里的农民或者受到了地方官员的欺骗，或者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其他产业工人——陕西的纺织工人、鞍钢的钢铁工人、大庆的下岗石油工人和抚顺的煤矿工人，也表示出他们的不满。这类事件屡见诸报端，而且发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奔驰、购物商场和民兵
       现在又多了一批第三次浪潮的人口——年轻、受过教育、自信、有中产阶级品位、没有耐心、越来越有民族心态而且确信自己（不是他们的父母、不是工人更不是农民）就是未来的浪潮。他们的生活中有现代化的购物商场，他们或是已经开上了奔驰或者宝马，或是渴望得到这些漂亮的车子。而且他们拥有中国十分重视的东西：电脑和互联网技巧。
       中国对电脑和互联网信息的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还对信息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放军不仅组织和培训了“信息民兵”，而且还开发了针对敌人目标、外国企业网络、研究中心和通信体系的进攻原理。
       一种理论认为，信息技术已经使得战争不再完全属于军方，而且还属于数亿的公民，也许还属于其他国家里众多的同情者。他们可以共同使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分享未被启用的能力来创建超级计算机）来攻击敌方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金融网络和其他的民用目标。这种攻击对付美国效果最佳，因为美国最为依赖的就是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
       正如一些人所著述的那样，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理论的最新版本。被许多信息战争的专家们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保卫一个现有的政府，而是去推翻这个政府。
       浪潮战争
       抗议的规模开始时可能很小，但是历史证明，浪潮冲突升级之后会变得十分可怕。导致了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正是当时正在实行工业化的北方和落后、实行奴隶制的南方之间的冲突。几年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也是由于浪潮间的冲突引起的。浪潮间的冲突也反映在1917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亚洲浪潮间的利益冲突（通常以城市对农村的形式表现、实际上是种族或者宗教为根本目的）也引发了印度、泰国以及其他邻国的暴力现象。
       以上这些都只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财富体系，但在赫然崛起的中国却有三种截然不同的需要和利益，而且它们之间的冲突剧烈，气氛空前紧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干扰地以直线发展，中国不可能避免浪潮间的冲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将毫无疑问不止一次地发生衰退和复苏的现象，并连续不断地影响全球的经济。
       这个国家还没有到灾难的边缘，正如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一篇社论所谈到的那样，中国或是将享受一种“发展的黄金时代”，或是进入一个混乱的“充满矛盾的时代”。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长期双轨战略目标将要失败，但是在任何革命中，技术和经济学都只是相对容易的部分。
       尽管在中国与前苏联顾问分道扬镳并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军队之后，工农联合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努力创建的局面。然而今天第一次浪潮的农民、第二次浪潮的工人和第三次浪潮的拥护者由于各自强烈的需要，三者紧密联合起来将十分困难。
       繁忙的人往往只关注最近的未来，而且只注意他们认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的话，那么震撼世界的大事往往是看起来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还有什么能比两架商用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的事件可能性更小呢？中国也会给我们惊奇的。
       无可否认，接下来要发生的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正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可能性极大的事件（比如金融崩溃、流行病爆发）都同时汇聚在一起时，一种更为严重的低可能性事件就很容易被引发。
       试想，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前景。一位遭受了许多动荡和不安的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也许会放弃目前中国的领导风格，并引进连西方都想象不到的某种管理方式。
       当西方敦促中国向民主化过渡时，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1988年在北京对我们说的话完全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当我们向他提出中国应该搞民主时，他告诉我们：“要搞民主进程，稳定是必需的。”
       西方人也许会对“稳定”这个词不屑一顾，但是中国人却不能，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大跃进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仍然令人感到痛苦，而且许多人是亲身体验过的。
       中国在那些时期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但是西方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与西方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相反今天，外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人）却在中国的工厂里、房地产业以及其他的固定资产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巨资。所以中国如何应对财富浪潮之间的冲撞会对我们的工作、投资组合、产品以及我们的孩子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电脑都产生影响。
       中国现在是我们所有人中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