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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1.63米。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为了到北京留学。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在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象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
       我跟AD相识于80年代初。在人大读书的朋友正学日文，时常组织郊游，AD也被捎了进来。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甩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正赶上他手头拮据，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准时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AL。她离婚携子，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生凄怨。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耀的惊恐。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可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晚上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已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承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不会甜言蜜语，他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黄勇摘自《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