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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59年春，我还不满19周岁，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一位在南昌讨生活的高中同学，来信叫我去一所职工业余中学代课。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从上海直达南昌的火车票，赴任去了。
       车厢里旅客少得出奇，好像只见到两位比我年龄略大的上海青年，他们是铁路系统的职工。我问他们南昌的上海路怎么去，说是一个新工业区，有公交线路。
       我想，只要找到公交站就好办了。没有想到，他们帮我拿着行李，和我一起上车，和我一起下车，一直把我送到学校。我与学校的人见面后，他们两人转身就走，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容我送他们到公交车站。从此告别，谁也不知道谁是张三李四。
       二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
       我妻是1966届大学毕业生，因为“文革”，两年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是离成都100多公里的某县，是离县城20公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报到后就步行50里去农场劳动。于是，用不了多久就理所当然地病倒了。我是接到他们单位通知“病危”的电报，从天津到北京到成都到县城的。火车、汽车，日夜兼程，到了县城，傻眼了。从县城到学校没有公交车辆。我这个上海人终于第一次知道了20公里路是多远—“马不停蹄”地走了四个小时。
       守护了一个月不见缓解，我却必须返回天津。于是决定送她回上海的父母家中去治病。
       20公里路是两位农民用“南霸天”坐过的那种滑竿，当然要简陋得多，把病人抬出来的。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必须在西安转车。在火车上，邻座是一位上海人，毕业分配在绵阳工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我在那个没有诗意的时代不自觉地常常会冒出来的诗句，所以与这位老乡一见如故。
       到了西安站，他先下车去排队签票与登记旅店，我背着病人慢慢出站。我们到了站外，他已一切办妥。在旅店安顿好我妻，我与他上街看看西安。路上有农民模样的人拿活鸡换粮票，他用8斤全国粮票换了一只母鸡。那时在上海，过年才每户供应一只冻鸡，你就不难推想一只活鸡的价值了。
       到了蚌埠，他说要去安徽母校看看。临走把母鸡留给我，说在那里再搞几只鸡都不是难事。我们就此匆匆分手，竟来不及留个地址。
       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患胃疾而十分消瘦、乏力。一次去宜昌开会，火车应在半夜12时到达，误点了两个小时。东道主是宜昌师专，通知上没有写明报到地址，站外也没有出租车。这时一位中年人走来，让我在这里等一下，他去站里打个电话。这是我在车上认识的宜昌武警支队的支队长。
       他打电话通知部队，很快来了一辆桑塔纳。他让先去宜昌师专。校门紧闭，他叫醒值班大爷，说明情况就带我进校寻找。他坚持为我提包，并在前面带路，像是我的勤务员。好容易才找到招待所，服务员说会议安排在校外，但今晚可在此暂住，支队长这才与我握手告别。望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我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温馨、感动，还有点儿受宠若惊。在他来说，或许是出于对一个长者、弱者的关爱，或许是出于对教师、学者的尊重，或许是当地部队的长官对一个远方来客所尽的地主之谊，或许都有，或许什么也没有想，但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做了。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得到他人的恩惠，应不可计数，根本难以尽报。你如果有心，就以同样的善良人性去对待他人吧！
       （芮华一摘自2008年4月20日《今晚报》，张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