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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同居、不结婚
       我有两位酒友，斯坦丁和伊恩。他俩都是英国单身男人，60多岁。周末，我们常在酒吧里聊天。不同的经历，让我感受着他俩截然不同的人生。
       斯坦丁老家在爱尔兰，他有着爱尔兰人特有的光滑、细腻、白里透红的皮肤，从他的脸上能够捕捉到他年轻时的英俊潇洒。他身高1．85米，当过两年兵，退休前，一直在汽车公司做推销员。他结过三次婚，离过三次婚，第一次结婚时22岁，前两位太太都是爱尔兰人，第三位太太是英国人。离开第三位太太后，一直与一位在BBC工作的德国女士捷迪同居，前后共有22年。
       每次见到斯坦丁，他都要提到捷迪。她在斯坦丁的生命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三年前，她去世了，这令斯坦丁非常悲伤。从斯坦丁讲不完的故事里，仿佛可以感觉到捷迪还活着。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就要随她而去了。后来，斯垣丁遇见一位德国女大学生，把她当成了捷迪。他们每周在酒吧见一次面，德国女学生使斯坦丁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两年后，女学生毕业回国，这段友情一直没有断。她每周四晚一定要从德国打电话给斯坦丁和他聊天。
       斯坦丁告诉我，在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间是与捷迪一起度过的。而与三位太太的婚姻，却充满了嫉妒、不信任、争吵，甚至暴力。他卷起袖子，让我看他臂上那条长长的伤疤。
       “这是第三位太太留给我的。”他指着那条早已愈合的刀疤，伤心地说。我的心里一阵发寒。不幸的婚姻给人的心灵的创伤，也许比这还可怕。
       一次，斯坦丁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对我说，这里面的磁带都是捷迪喜欢的，送给你，也许你会喜欢。我打开袋子拿出磁带，巴赫的四组激情宗教音乐，贝多芬的第三以及第五交响乐，莫扎特的钢琴、小提琴、长笛曲，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歌剧的选段等，都在里面。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反复听着这些磁带，无法从这些音乐中解脱出来。这些音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单但并不孤独的夜晚。不知道我的灵魂是和音乐家还是和捷迪的灵魂碰撞到了一起。
       斯坦丁阅历丰富，懂得女人。和他聊天时，他总爱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眼神盯着你，静静地听你讲，谈到高兴时，他会用一只大手搂一下你的肩膀，时间不长，却能感到那股阳性电流的冲击。他像一位良师，时时告诫我，什么样的女人受男人宠爱。这样的男人像一本书，吸引着女人去阅读。
       伊恩不太爱讲话，他总在听别人讲故事，很少谈自己。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像个从来也没有长大的孩子。两年前，他母亲去世，他才开始一个人生活。他身材高大，有凸起的啤酒肚，红红的酒糟鼻。他是一位电器工程师，曾在英国电讯公司工作，到过许多国家。在新加坡工作时，曾有过一位新加坡女友，仅有的一段感情经历，却没有成就一场婚姻。和他聊天感觉就像喝白开水，平淡无奇，没有一点生活的感动。他是一个好人，每天到不同的酒吧转一圈，与朋友打一圈招呼，然后，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对附近的每一个酒吧了如指掌，哪个酒吧的酒便宜，哪个酒吧的菜做得好，他都清楚。生活对他没有痛苦，也没有甜蜜，他就像一张白纸，还没有被女人涂上过颜色。
       多彩和苍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两位朋友的经历，让我对婚姻划出一个大问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一晚和几位朋友一起聊天，两位女性，四位男性，年龄在40到60岁不等。三位男性朋友都各有一位同居女友，时间最长的达25年，最短的也有16年，其中一位还有五个孩子，大的已上大学。我对他们长期与女友同居而不结婚很感兴趣，就问他们：“你们不与女友结婚，是不是担心有一天一方变心？”
       德瑞克说：“不会，这么长时间双方在一起，所有的感情都投在里面，很难改变了。我只是负担不起昂贵的婚礼费，一般婚礼最起码也要1．5万英镑，包括场地租用、宴请、蜜月旅行、婚礼服、结婚戒指、礼品、摄像，等等。这还只是最简单的婚礼，有的婚礼光鲜花就要l万多英镑。”
       “难怪有那么多人不结婚。”我无奈地说。
       “我不结婚，是怕一旦对方提出离婚，我就会损失一半或大半财产。不结婚我永远不会有损失。”托马斯说。
       “那你的女友和你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一旦离开你，—分钱也得不到，那不是很亏吗？这实际上是一种廉价的利用，如果你找妓女，可比找女友贵多了。”我说这话时心里是不舒服的。
       “不少女人利用婚姻，把男人坑得好苦啊。她们结婚一年，就与丈夫提出离婚，结果分得一半财产。”白瑞说。
       “那是男人的错，是他选择的错。”我的女友卓伊斯说。
       女人的青春太容易逝去，当她那么宝贵的年华，与一位害怕分割他财产的男人分享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约翰一直为自己是单身而自豪。他说，看到许多失败的婚姻后，他更加坚定不结婚的决心。
       许多已婚的朋友，很羡慕他单身快乐的生活。有一次，他在他家附近的车站遇见一位女邻居，她每天从约翰家经过，过去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最近显得很愉快。约翰问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她说，最近与丈夫分居了，不久就要搬走，心情舒畅。约翰觉得很奇怪，分居应该是悲伤的事，为什么人们却会感到高兴。也许，当人们分手时，相互之间无尽的折磨也算是结束了吧。
       据说，现在英国单身的比例已达39％，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也许同居是一种最合理的生存方式，人生不应有捆绑，好则聚，不好则散，责任建立在感情上，而婚姻的那一张纸是靠不住的。人生实在太短，没有时间争吵，该享受的事情太多。
       回来的路上，天又下起了小雨，秋天的落叶洒满一地，我的心里很凉。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我只是觉得，如今的世界上，真感情越来越少。爱是一场梦，一道彩虹。爱又是一朵花，开尽了便与春天话别，走过灿烂，即趋于平淡。
       无虑的失业者
       我是在离维多利亚（Victoria）火车站不远的一个酒吧里认识吉姆的。以后，偶尔去那里总能见到他举着酒杯和人聊天，酒吧就像他的家一样。吉姆是爱尔兰人，40多岁，中等身材。红红的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他爱讲话，讲起来没完没了，且声音洪亮。最初，我只是和他练习口语。他很有耐心，纠正我的每一个发音。他爱讲自己，听他讲的多了，我对他的故事也开始感兴趣。
       吉姆住在一个小公寓里，一室一厅。据他说，这套公寓，是他用在地铁站里乞讨一年的代价换来的。我不太理解，很想知道究竟。一次，他喝多后，悄悄地告诉了我。几年前，他从爱尔兰来到伦敦，没有工作，也没有住的地方，他成了无家可归者。他每天睡在地铁站里，常有警察来把他撵走。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想了一个办法。夜里，他带上一个录音机，到居民区，用最大的音量播放迪斯科音乐，搅得附近的居民纷纷向警察局投诉。当警察再来时，他被当成精神病人，送到了医院。在那里，他开始和别人同住，后来住上了单间，一年间，得到了一套政府分给的小公寓。在英国，凡无家可归者，只要排上队，等上几年，都可以得到政府分给的住房。现在，吉姆每月都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做检查，这是他最不愿做的事。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病，吉姆也觉得自己没病，可医生总说他有病。不管怎么说，因此而得到一套住房，吉姆很满意了。
       现在吉姆仍然没有工作，每周领取政府的津贴。这些钱，他几乎都用来买酒喝。白天他在家里睡觉，晚上到酒吧喝酒。如果遇上爱听他胡侃的人，他们还能给他买酒，这是他最得意的。深夜他常常喝得大醉，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晚上接着去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不过他也有梦想就是写书。他常去不同的酒吧，有时一晚上就换好几个地方。伦敦的众多酒吧里，每天有不少像他这样靠政府津贴喝酒的人。在酒吧里，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富豪、明星，也有小偷、流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总说，他要把他们写下来，但从来也没有见他动笔。我爱和他聊天，就是因为他有梦想。他存有许多名片，都是那些在酒吧里和他聊过天的人给他的，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各种不同的职业，但吉姆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过。对于他来说，享受的就是侃大山的快乐和酒精的刺激。
       最近，吉姆刚从越南度假回来。见到我．他拿出一张女孩的照片让我看。他说，这是他住在胡志明市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认识的一个服务员，29岁，大学毕业，是学酒店管理的。看着照片上那个梳着披肩发，双手托腮微笑的越南女孩，我被一种东方的美触动。吉姆说，他在酒店住了28天，与女孩天天见面。她能讲很好的英语，人很聪明，身材柔弱苗条，让吉姆神魂颠倒。吉姆指着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印有酒店名字的黑色T恤衫，得意地说，“这是她送给我的。”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你。”他笑笑说，“她想嫁给我。可我觉得她太年轻了，她如果到伦敦来，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一旦她熟悉了这里，就会飞了。再说我也不忍心让她和我一起住在那么小的一个公寓里。她那么漂亮，这很不公平。”
       从吉姆的话里，一点也听不出他有精神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明信片，递给我说，“这是她寄给我的，昨天刚收到。”我看着明信片上娟秀的英文和甜美的话语，仿佛能够触摸到女孩的心。
       我抬起头问吉姆，“你去越南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开销这么大，费用是从哪里来的？”他看着我说，“我从银行贷了2000镑，这次都花光了。”说话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替他担心地问，“你怎么还这些钱呀？”“每天少喝点酒吧。”他说。我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他又讲起那位越南女孩，似乎还没有从他的越南梦里醒过来。
       英国的福利制度降低了犯罪率，增加了社会的安定。同时，也养了一批不劳而获者，他们靠纳税人的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些每天辛辛苦苦上班的人，总是抱怨这种不公平。
       我就是工人阶级
       一个伦敦少有的阳光灿烂的周末下午，在我住地附近一个花园酒吧的太阳伞下，我独自享受着一份真正的休闲——心灵的度假。一杯咖啡，一本好书，可以陪伴我整个下午。如果再遇到一位能聊的客人，还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些人和他谈上几句话，就无话再说了；有些人像是一本书，一本你正在寻找的书，一看到，就一定要读它，而且可能还会重读。
       一会儿，我的对面坐下一位戴着美国西部牛仔帽的中年男子。他穿一身蓝色的牛仔服，身材不高，但很挺拔。他主动和我打招呼：“你好，天气真好，我叫哈利。”他伸手和我握手问，“你叫什么？”“露西。”我回答。“太好了，我就想眼外国人聊天。”他笑着说。我想，他一定是一个爱聊天的人，这个下午我不会寂寞了。
       哈利点了一杯红葡萄酒，看着他拿酒杯的那只粗糙的手，我猜想他是一位工人。他一边喝酒一边快速翻阅着《太阳报》，这是一份典型的工人阶层的报纸，每天的头版上都是半裸女郎的照片。然后，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他自己。他似乎并不在乎我是谁，就是想找个人听他讲话。他就像一个打开的被关了很久的话匣子……
       哈利出生在爱尔兰西部，父亲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是爱尔兰军队的一名军官。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却是来自社会底层。哈利说，他父母的婚姻是不般配的。社会的偏见，使得父亲在结婚以后，断绝了一切和母亲家人的来往，他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母亲家的人。
       “你不想见他们吗？”我问。
       “我已经过了半辈子了，总想有一天能见到一个母亲家的家人，但没有任何线索。”哈利摘下他的牛仔帽，放在桌上，让阳光照在他那英俊的脸上。
       “等级在爱尔兰是这样重要吗？”我问。
       “是的，过去在爱尔兰，等级的划分甚至比英国还严格。那些中产人士讲话时，尽量避免带有爱尔兰口音，好让人知道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所受的良好教育。”哈利喝了一口酒。
       “你上过大学吗？”我问出这句话后，觉得有点后悔，因为也许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我父亲很想让我读私立学校，然后上大学。但我当时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我太小不能理解父亲。我喜欢钓鱼、野营，做什么事都一个人。我学过芭蕾，现在还能跳。”哈利讲着那些沉在他心底的往事，眼睛里闪着泪花。“没有上学，使我失去作为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我到澳大利亚生活了许多年，在那里做建筑工人，挣了一点钱。回到英国后，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我不愿给人打工，我喜欢一个人干，和我小时候一样。几年里，我已经拥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我赚钱不少，但不会攒，钱都花在喝酒、小赌和女人身上了。”
       “你没有结过婚吗？”也许这又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哈利似乎很愿意向我讲他的生活，“我从来不想结婚。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太重要了。我需要精神伴侣，相互理解，又各自独立。”我点点头，从心里赞叹他的想法。我没有打断他。他继续说道：“人生最好的生存状态就是，有自己的住房，并和精神伴侣常常见面。”
       “你想有孩子吗？”我又问。
       “不想。我无法照顾他们，我只对自己负责任。”他明确地说。
       “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阶层呢？”我知道，这又是个愚蠢问题。
       “我是混合阶级，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尽管父亲是中产阶级，我现在也不用为钱所困，但我是工人阶级，我住在工人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那你对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是如何看的？”我冒昧地问他。
       他很坦率地答：“中产阶级的人很伪善，很吝啬。上流社会人士生活很奢侈，人却很友善。我在为一位住在富人区的伯爵做装修时，他开给我的支票，常要比谈好的价钱多出许多。而所谓中产人士，则要处处斤斤计较。”他讲的话真透彻，让人一下就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他接着说，“现在我很高兴成为工人阶级一员，我不想改变，也不用伪装。我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我控制着我的时间，我的一切。”他自信地说。
       他看了看表，说：“10分钟后我得走，有一个约会，见一个女友。”“我真羡慕你。”我看着他说。
       “不要羡慕我，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伴侣，这很难，就像中彩票一样。”哈利喝完杯中的酒，站起来和我道别，“我常来这里，如果你也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聊，我就喜欢和外国人聊天，无拘无束。”我朝他笑笑，看着他离开。
       在这个很多人都把自己誉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里，哈利却是那样真诚、愉快地生活在属于自己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