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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华苓的近作《三生三世》，是一本自传，但也可以作小说读，因为内中的人物皆是真人真事，作者却用一种小说的叙述手法，把他（她）们描写得十分生动。对我而言，这也是一部小小的民国史，特别是该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就是从作者母亲的身世来衬托出民国初年（从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及抗战流亡的动荡局势。我认为仅此一部（约一百二十页）就足已奠定此书不朽的地位。
       把自传、小说和历史混为一炉，在近年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以小说体裁反映历史的不少，把自传写成小说的也有，或把小说用自传体写出来的更多，而以历史为出发点并借此感怀身世把自己写成英雄的更是汗牛充栋（否则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也不会刊行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三者的分量比重如何斟酌取舍却不是一件易事，况且，就文学形式而言，三种内容和文体的结合势必把这本书写成“多文体”或“多声体”，它虽可符合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框架，但在实际处理上还是煞费周章的。
       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不少文体：对话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叙述（“故园春秋”）、老友座谈记录（此部的“外一章：寻找谈凤英”）、回忆或纪念性的散文和杂文（“生死哀乐”）和安格尔共同穿插写作——包括书信、回忆、散文和安格尔的诗（“红楼情事”）。可谓五花八门，而这些多声文体的声音都是人的声音，极少抽象说理的文句（所以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式）。它让读者感觉作者是在向她所熟知和深念的人物做不停的对话，而且经由简洁而生动的语言把这些远去的“游魂”都召回到现在。即使是仍然在世的人物（如陈映真）亦做同样的处理。当然书中的部分文章早已成单篇发表过，或把发表的文章重新修正融入这个总体。这种做法，并无可厚非，也更丰富了本书的“杂”文体的内涵。然而作为一个熟悉华苓的读者，我仍然最喜欢全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甚至觉得此部可以加长，将来作为专书重新出版，单独存在，因为我觉得当前华人作家中可以写出这种“史诗”性作品的人已经极为罕见。我的评论，也以此部为重心。
       《故园春秋》（一九二九——一九四九）又分两节——《大江东流去》和《流浪，流浪》，描写的是聂华苓“三生三世”的第一生。这部“历史小说”的主角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她的母亲。这位在正史中不见经传的女人，不是什么名人，但她这辈子的生涯，却令我觉得她比民国史中任何人物更伟大，因为她就是民国初年女性的化身。且看华苓在全书第一段的描写：
       母亲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是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放在全书的第一页）。我一望就感觉一份亲切：她是我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课题中的人物——晚清民初才开办的新式女校的毕业生。特别是她的玳瑁眼镜和一头新式用发夹夹住的短发。手里拿着一本书，不像是线装古籍，可能是《再生缘》的新版吧。于是华苓由此听到她最喜欢的《再生缘》的故事，她靠在母亲身边听：
       芳年十五容颜美，龙凤之姿不等闲。
       聂华苓运用了一种最生动的叙事技巧，把自己和母亲的时间距离拉近——近到如同她今天仍在母亲身边听故事一样。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第三人称（母亲）所说的话不用引号，直接用冒号引出来。经过这个小小的更动，似乎把引句中时间和人称的限制也打破了，引号中的“从前话语”变成了文本中听者（作者兼叙述者）现在听到的话语，于是作者/听者的问话也脱离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对话变成了现在进行式，而所叙述的却是七八十年前的事。
       这种生动的对话和叙事的交融——并由此打破时空的间隔——看来简单，写起来并不容易，因为作者所采用的是一种极为精简的语言，而不是伍尔芙式的意识流。亚裔美国女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也曾在她的小说《女武士》（The Woman Warrior）的第一章叙述她母亲说花木兰的故事，所用的英文虽然流畅，在技巧上却有点故作神秘，把个“讲故事”故意直译成“talk-story”，因之也将她母亲说的故事变成神话。我认为华苓的技巧与此不同，非但没有玩弄修辞的玄虚，而且把历史放进母亲的故事中，因此也把故事带到叙述者和读者的“现在”层次。所以读来的感觉是活生生的，就好像我们大家和华苓在一起，围坐在她爱荷华家饭厅的圆桌旁，正在听她的母亲侃侃而谈，说着当年的故事。
       聂华苓和汤婷婷不同，和上一代没有语言的隔膜，更没有疏离感，当她回忆母亲的时候，是一字一泪的，所以写法一定须要更直接。然而，我还是免不了为之叹息：年轻一代的华人读者，还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她母亲一生的辛酸？她父亲先在军阀门下，后又纳入国民党，最后却无端端地被共产党所杀。他所遗留下来的大家庭，至今已不存在。它也许可以和苏童笔下的《妻妾成群》相比，但经过张艺谋的电影渲染后，已经面目全非，变成“封建”和色情的故事，人的味道反而荡然无存。
       也许我们更能在《故园春秋》中感受到人的一面。这一段的标题是《大江东流去》，令我们想到“千古风流人物”，而这种“风流”却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中看到的。于是我们又会想起白先勇的《玉卿嫂》和《台北人》中的部分人物，但白先勇写的是小说，不是他的母亲。这二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非但可以从今而怀旧，而且更能把一个过去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一种特有的独白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在本书第十三页，华苓的母亲在向她说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把故事和内心的活动混为一炉：
       你问我怎么发现你爹有了老婆儿子？我实在不想讲这件事。我已经生了你，你有七八个月了。有天早晨，佣人收拾你爹换下来的衣服去洗，从他衣荷包里掏出一封信，我拿过来一看，一开头就是父亲大人敬禀者，再看下去，信里还有母亲挂念之类的话。一下子，天旋地转，我倒在床上。他骗了我！骗了我的爹妈！骗了我孙家一族的人！我在他家算什么？我能跟他再过下去吗？我又气，又恨，又伤心。我要死，只有死才能整他一辈子。死，死，在他回家之前就死，吞鸦片烟，吞金子，龙凤呈祥金戒指，就戴在我手上，取下来，一杯水，就了结了。你坐在床上，挥着小手，向我笑，要我抱……
       这段母亲的独白，一方面叙述故事的高潮——原来她丈夫已经娶妻生子，而另一方面也描写当时自己的情绪，到了想死的关键时刻，她的心理活动也附带引出来了，但不久又回复到说故事，并唤回自己女儿童年的形象。这一段话并非意识流，但欲令人感到一种意识流的主观性。
       如果我要开一门“当代文学选读”的课，一定会选这一段《大江东流去》来逐字逐句地细读（而大陆评论家对于文本细读的兴趣似乎并不大），否则作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和故事中的历史一样。然而，如果我再细读下去，恐怕此文的篇幅更长，非编者所愿，只好暂且打住。
       与《大江东流去》相较，下一段，《流浪，流浪》却显得略嫌草率。也许是因为母亲这个人物暂时消失了，故事“前景”所呈现的是作者自己和她的几个同学从湖北恩施县屯堡村流浪到重庆的故事。看过《桑青与桃红》的读者，一定会记得类似的段落，是小说中“桑青”的故事最精彩的一段。此处作者为当年自己的小说提供了一个“脚本”，并且每段开始用一首抗战歌曲引出，是另一种特殊的笔法。可惜的是，内中的《竹林七贤》虽然描写得很生动（而且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七贤”中的四贤还在爱荷华又见了面），但独缺作者自己在中央大学时代的感情生活的描写，而把所有的情节献给了她的几个朋友。
       八年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值得大书特书。无论历史研究或文学作品，对于这一个伟大题材的关注都太过不足，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大缺陷。因此，我对华苓书中的这一章，期待也特别殷切。抗战八年，生活虽然艰苦，却反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浪漫时代”，然而至今把它作为浪漫小说来写的，恐怕只有鹿桥的《未央歌》和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其他的作品都不够“浪漫”！华苓在这一部分避重就轻，可能因为它牵涉到她的第一任丈夫王正路，他们二人回到北平后遭到围城的经验，也在《桑青与桃红》中写过。此处表现得更真切，但仍嫌不足。这一段历史，也是生在红旗下的大陆作家无法体会的，海外作家中只有聂华苓一人可以见证写作。
       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生·死·哀·乐》（一九四九——一九六四）、《红楼情事》（一九六四——一九九一）——早已脍炙人口，不必我在此细评。第二部说的是台湾，以雷震为主角，兼及殷海光，仍然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政治反而退居次位，成了历史背景。这种小说手法，看来平易近人，却更令在平凡中得窥雷震精神的伟大可贵。殷海光更是如此，那段描写华苓全家和这个孤僻的单身汉同住松江路一幢旧屋的情景，也令人看到殷先生另外的一面：喜欢种花、吃硬饭和辣椒，而且和华苓的母亲相处得极为融洽。这位台湾知识界的一代良心和领袖，虽然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却不忘生活的艺术，“书和花就是他的命”，其他皆身外之物。在华苓笔下，他是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束鲜花，挟着一本本硬邦邦的新书，提着一包沙利文小点心，坐在旧三轮车上，从巷口轻松荡来，笑眯眯走进斑驳的绿色木门”——好一副清新又生动的形象。
       然而我仍然最钟意其中对母亲在台湾死亡的描写。好像华苓每次提到母亲，她的笔锋就多了一份亲切，文体也变得更直接了：“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203页）谁不想听这位受尽“生死哀乐”的老太太讲个通宵？也许我个人和华苓的关系太近了（她永远是我的岳母），所以对于她母亲我更有一份亲人的好奇心。然而，平心而论，即使从一个学术的立场，我仍然认为此书中的母亲部分，足可媲美丁玲和冰心笔下的母亲，甚至尤有过之。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写的“伟大人物”太多，平凡人物太少。我坚决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论述模式，反而服膺托尔斯泰和张爱玲的说法，一部近代史也只不过是为这个平凡的女人——华苓的母亲——的身世做陪衬而已。
       走笔至此，我感到更难细评本书的第三部《红楼情事》，因为这一部分的主人公安格尔（Paul Engle）也曾是我的岳父兼恩师，此次重读这段鹿园情事，我也忍不住泪眼汪汪。最后读到安格尔未写完的那首诗：《当我死的时候》，竟然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Paul”！我了解华苓的心情，安格尔在一九九一年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地不起离开人世以后，她的“三生三世”似乎也终结了。十二年后，她居然写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生活似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是，没有了保罗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371页）。这短短几句，似乎也把这“三生三世”一笔勾销了。然而，华苓此书绝非“空留纸上声”而已，即使全书仍显得不够完整，做评论的人也不能太过苛求，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如此，阴晴圆缺，本来就没有完整的结构。本书之能不朽，就是在于它的真——内容和形式皆然。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华苓和安格尔更真诚的人。此文也是在感恩的心情中写出来的，也不够完整。
       （《三生三世》，聂华苓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