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还有女儿钱媛，组成了杨绛引以为豪的“我们仨”。1997年早春，钱媛去世。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如今，只剩下97岁高龄的杨绛独自寻觅归途。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留学日本，后去美国，是当年中国法学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而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也是知名学者，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让杨绛夫妇的行事保留了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名流的遗风，清高，淡定。
20世纪80年代，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她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
对此，钱钟书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解放之初，杨绛夫妇本可以出国，却选择留在了国内，“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作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走到人生边上》)
新中国成立后风云激荡的岁月中，欲作“驯顺的良民”的杨绛夫妇对政治持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不屑纠缠到政治斗争里面去，好多次运动，他们都不参与，不发言，也不揭发别人，不害别人。”与杨绛同事多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说。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杨绛表现出了独有的风骨和智慧。
20世纪50年代，杨绛为了避免写文章带来麻烦，开始“遁入翻译”，她在50年代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在60年代和“文革”期间翻译了《堂吉诃德》。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将饮茶》)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打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曹来芝摘自《望东方周刊》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