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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莉萨·罗格克 著 朱振武 译
       让丹·布朗成为誉满全球的世界顶级畅销书小说家的是他的小说：《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达·芬奇密码》，这四部小说均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茅，尤其是《达·芬奇密码》更是创造了全球发行量逾2500万册，并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的奇迹。
       但是，一开始布朗的前三部小说并不被看好……
       破釜沉舟
       布朗的第三部小说《骗局》是2001年8月出版上市的，销售势头并不看好。布朗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的梦想开始动摇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第四部小说的构思是否明智了。
       布朗和布莱思（布朗的妻子）像以前一样，开始准备为新书做市场宣传，但这一次，他们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数字城堡》涉及到时下流行的网络安全问题，还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天使与魔鬼》也还能当作一本导游手册卖；而《骗局》，这个与冰川、国家航空航天局及一位权力欲望膨胀的总统有关的小说，再怎么延伸拓展，也难找到卖点。
       祸不单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一切都陷入了慌乱和停滞之中。那个秋季出版的一些早先很看好的作品一时间都销声匿迹了。《骗局》也在劫难逃。
       也许是因为“9·11”的刺激，也许是出于一种不甘的精神，布朗和布莱思拿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中。布莱思对故事主题的精辟见解成为小说的灵魂所在。
       “我妻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朗感激地说道。“是她的博学多识和她的谆谆诱导让我在迷茫困惑中振作起来。”布朗更加努力地创作。闪动的笔尖流淌出了最为巧妙精致的故事构思，最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写书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布朗笑着说，“就算是我的死敌，我也不愿让他承担这种痛苦。”
       “你想像不到有个志同道合的人在身边对自己会有多么大的帮助，特别像《达·芬奇密码》这种情况。一个同样钟情于艺术和达·芬奇的人会对你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写，达·芬奇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信仰是什么。’”布朗幸福地说道，“非常幸运，我就有这样一个同伴。”
       《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布朗对妻子的感情，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布朗对宗教和精神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没多久就发展成了质变。
       “对着这样一个爆炸性的研究主题，以这样投入的工作状态，没有哪个人的人生观不会发生改变的。”布朗说道。“开始我以一个怀疑者的眼光来研究《达·芬奇密码》，以为自己可以推翻那个理论，但数次欧洲之旅和两年的调查求证之后，我却成了这一理论的帮手。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本小说向世人揭示的理论已经被历史搁置得太久了。”
       自己的发现却与父母、老师和牧师对自己的教导大相径庭。“面对这种天壤之别，我一度苦恼不堪。于是，我向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请教，‘同一历史事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记录，历史学家怎么平衡这种矛盾？’他听完后非常欣赏我的独特见解。”布朗说道。“他告诉我当我们阅读和阐释历史时，我们并不是在阐释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只是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说深点，我们只是在阐释他人的阐释。”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都深信这一点，面对历史的准确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如何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法回答，但它并不阻止我们对历史的询问。’”
       有了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布朗眼前一亮，他又有主意了。
       虽然这部书沿用了《天使与魔鬼》的男主人公，但布朗感觉到这部书与前三部完全不同。“在写作的时候，我知道这部书有它独到的地方。”布朗说道。或许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有争议，或许因为罗伯特·兰登在这部书里表现得更为精彩，或许只是因为他不计成败全心地付出，不管怎样，布朗预感到这部书将会无与伦比。
       杰克·希思的名言——简洁即美——又一次在布朗的耳边回响，但布朗觉得自己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太远。他只能先将能想到的都写在纸上，然后再去删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被删减了。
       “一部内容丰富而文体简洁的小说的创作就如同熬槭糖。”布朗一本正经地说。“首先你要抽打树干，获得汁液，然后高温加热，褪去汁液的颜色，再将水蒸干，让糖汁保持沸腾，直到你提炼出一块高度浓缩的槭糖。”
       “我用得最多的是键盘上的删除键。”布朗说。“现在看到的《达·芬奇密码》里的每一页纸，同时至少有十页废稿扔在垃圾桶里了，这根本不像在写小说。我只用那些能为故事服务和对情节发展有效的信息。”
       第四部小说带给布朗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不仅要思考研究小说的主题，还要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除此之外，他还要将所有备用数据和资料从多方面进行审查考证，特别是众多艺术作品的完整历史，还有小说中出现的每个场景的准确方位。
       “为了能将这些晦涩难懂、深奥神秘的材料变得简洁明了，妙趣横生，我不得不卖力地工作。”
       布朗还特别提到他和布莱思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欧洲之旅。“我们获准参观罗浮宫内所有的景点，包括一些我们平时根本就没法进去的地方。”布朗兴奋地说，“而且其中还有几个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区域。”
       布朗觉得这趟考察抵得上他们在网络上忙碌几个月的。写《达·芬奇密码》之前，布朗就拥有了相当多的关系，帮助他收集机密材料，参观秘密地点。“写了三部秘密机构的书后，我在这个圈子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布朗得意地说。不仅如此，有时那些朋友热情得让他吃惊，他们一有机会就为布朗出谋划策。“许多人争着把他们知道的一切讲给我听，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们。”布朗说。
       “许多人都告诉我网络可以帮助我，但是你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网络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鱼龙混杂。”布朗接着说，“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出真正需要的太难了，还不如直接去巴黎一趟，走访当地的居民，向他们询问达·芬奇的事迹。读一些权威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很有用。”布朗告诉我们，很多材料都是从书里找出来的。“我需要的书实在太多了，最后不得不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他又向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斯坦·普兰顿求援。普兰顿一直都很热心，为布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小说找到了不少隐秘的信息。
       是布莱思激发了布朗创作《达·芬奇密码》的灵感，因此，布朗将它献给了妻子。“我的妻子布莱思为这本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书中再现的女神形象和甘于奉献的女性精神存在着诸多相似性。”布朗感激地说。“她是一个十足的达·芬奇迷，在她的感染下，我也开始对达·芬奇产生了兴趣，而几次欧洲之旅则彻底地让我成了他的信徒。除此之外，她的编辑工作也相当出色。”
       《达·芬奇密码》虽然有令人拍案称奇的故事构思和惊险刺激的情节安排，但在2001年下半年发生的那事件，却险些让这部书不能问世。《骗局》的销售情况一塌糊涂。好在倒霉的不光是他们，2001年的恐怖袭击和书籍零售市场的—系列变革，使出版业的形势急转直下，整个市场都萎靡不振，惊悚小说尤其如此。
       书市每况愈下，布朗前三部小说业绩平平，这一切都使得他投入了无数心血和时间的新作前途未卜。在现代出版史上，编辑和出版社都清楚，读者从发现到认可一套有着同一主人公的小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来说，读者首先选择的是最新的作品，如果喜欢，就会回头将这位作家所有的作品都买全。这样一来，出版社的再版书目上就会出现一年以前的书目，这可比新书赚钱多了。
       时来运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布朗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现在要换工作了。虽然贾森·考夫曼是被临时替换成布朗的编辑的，但他为布朗悉心运作了《天使与魔鬼》和《骗局》，而且两人配合默契，关系融洽。
       不幸中的万幸，考夫曼十分看好丹·布朗和他的新作。于是他决定将能否让他带着布朗一起“改嫁”视为接受下一份工作的先决条件。
       考夫曼到道布尔迪出版社应聘，社长斯蒂芬·鲁宾听了考夫曼的条件后有些犹豫。不管跨国出版企业对出版市场的瓶颈卡得多么紧，仍然有一些勇敢的编辑和出版社勇于一试，只要那位作家不是烂得无人问津。就这样，布朗那部长达两百多页的第四部小说整装待发了。
       “贾森到我这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想一起带过来一个叫丹·布朗的作家。’我们都问，‘谁是丹·布朗？’他就向我们推荐了布朗的一部新书，就是后来的《达·芬奇密码》。”鲁宾笑着说。
       看过这本书后，鲁宾非常喜欢。他先读了《天使与魔鬼》，了解了布朗是如何在第一部书中刻画罗伯特·兰登，又是如何将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故事真相贯穿到一闪而过的情节中去的。其他的编辑读完后，跟鲁宾一样，也非常喜欢。就这样，道布尔迪向贾森和布朗发出了邀请。
       考夫曼得到了工作，在经纪人海德兰格的协商下，布朗得到了四十万美元的稿酬，而道布尔迪得到了一位新的作家和一名新的编辑。
       事实证明，贾森·考夫曼跳槽到道布尔迪可谓是布朗事业的又一转折点。如果布朗继续待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而且假设出版社与布朗签订了新书合同，但考虑到布朗前两部小说的销售额——《达·芬奇密码》的上市也就不会被当成什么大事予以重视了。宣传部门也就印刷个两百五十本样书提前分发给书评家和各大书店，算是宣传。第一版印刷也不过就在五千册到一万册之间，然后布朗和布莱思又要为他们的新书四处联系，粉墨登场，这样的话，这本书就难逃前几本书的厄运了。
       贾森·考夫曼正式加入道布尔迪，布朗就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达·芬奇密码》的研究和创作中去了。相比以往，布朗这次在故事结构和密码解疑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
       一举成名
       2002年末，虽然离《达·芬奇密码》的出版日期还有好几个月，但道布尔迪的各个部门都已为此运转数月了。
       或许因为道布尔迪发行的新书样本数量是如此之大，或许因为售书商们私下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策划部门决定打破惯例，采用布朗提出的有关小说封面、封底以及勒口的意见。布朗曾向他们建议将与小说内容有关的密码和线索印到封面上，这样可以使整本书显得协调统一。虽然在这本书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对于推动情节发展更为重要，但终因《蒙娜丽莎》享有更高的世界知名度而被选作封面。
       布朗还为勒口上面的封面纸套提供了几个设计样式。一般来讲，密码应该是不能让读者轻易发现的，但道布尔迪希望这样醒目的设计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我们在第一天就必须引人注目。”鲁宾说。
       2002年末，道布尔迪印刷了一万册毛条校样——也就是新书样本——分发给各个售书商、书评家及众多行内人士。这次，光样本就比布朗前三部小说中任何一部正式印刷的数量都要大。
       样本还未分发完，道布尔迪就收到了这些人的反馈，一致认为这本书很不错。根据各地售书商发出的订单，道布尔迪计划《达·芬奇密码》第一版印刷二十三万册，并于2003年3月18日正式发行。
       成功的征兆还不止这些。早在此书正式出版前，布朗就开始参加媒体的访谈节目，这样一来，记者和报社编辑就可以在上市当天进行同步报道。出版社的宣传部门第一次担负起了联系媒体采访的重任，这意味着布莱思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小说正式发行的前一天，一箱箱新书在仓库里等待着，等待店员将它们从书箱中取出，摆放在书架上，让世人一睹它们的风采。
       一颗文学巨星即将横空出世。
       媒体书评还在紧紧地盯着售书商，等待他们的反应，而出版社和作家都希望在发行日期前得到他们的书评，以促进新书的预订量。与之不同的是，报纸的书评专栏另有一套自己的计划。如果不是什么大牌作家，也不是备受欢迎的本地作家，杂志和报社一般只会在该书上市一两个月后才发布书评。新书虽然还没运到，但书店早在九、十天前就开始为新上市的书空出书架了。因此，报纸和杂志书评信息的拖延就招致了许多作家极大的不满，纷纷抱怨影响了他们的销售额和上镜率。
       2003年的圣帕特里克节，也就是《达·芬奇密码》正式出版的前一天，《纽约时报》一反常态，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达·芬奇密码》书评。这篇书评由批评家珍妮特·马斯林执笔，其中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它的遣词造句真是太绝了。
       在这部令人欢欣鼓舞、学识渊博的文化悬疑小说中，布朗沿袭了前三部小说的写作风格，并且日臻完善，美轮美奂。
       不仅如此，更为惹眼的莫过于马斯林将布朗的这部小说与J.K.罗琳的哈里·波特系列小说等量齐观。虽然布朗承认那时他还没读过哈里·波特中的任何一部，但对马斯林的这一评价他也表示非常吃惊。“有人就打电话给我说，‘珍妮特，马斯林是你母亲吗？她可从来都没有替谁说过那样的好话。’”布朗笑着说道。
       “发行上市的第一天，我们担心得简直要疯掉了，”道布尔迪出版社社长斯蒂芬·鲁宾说道，“我们老早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文艺专栏刊发了高音度的书评，也在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里当面分发了新书样本。”
       “书店看预订了这么多本书就知道全靠出版社是不行的，于是他们也想方设法大搞宣传。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大的销售力量，也没见过售书单位这么卖力，就像是他们写了《达·芬奇密码》似的。”
       每个人都拭目以待，猜想这本书也许会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也许会轰动几个星期，但谁都没有料想到这本书居然获得了如此之大的胜利，公众对丹·布朗的一切都产生了兴趣，而且越来越浓，如洪水泻闸，一发不可收拾。
       《达·芬奇密码》上市不到十周，在美国的销量就突破了一百万册。道布尔迪出版社社长斯蒂芬·鲁宾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市场销售额来讲，出版史上只有一本书可以与《达·芬奇密码》相媲美，那就是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创作的《麦迪逊之桥》（又译为《廊桥遗梦》）。该书于1992年出版，两年内共卖出六百万册，而且在上市的第一年也曾掀起了抢购的狂潮。但很快，它就相形见绌：《达·芬奇密码》第一年在本土的销量高达六百五十万册，到第二年就激增到一千余万册。
       这只是个开端，接下来，不仅是《达·芬奇密码》，而且包括布朗所有的早期小说的销量都创造了出版业史无前例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