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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道：“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织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
       据说，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于沛摘自《书屋》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