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人关注着房市和股票，抱怨着肉价和足球的时候，却有那样一个组织、一群人，甘愿放下自己的优裕生活，向身处绝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为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1990年，屠铮从北京四中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她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就在这里，屠铮第一次听说了MSF（无国界医生组织），该组织是由一些法国医生1971年在巴黎创立的。1999年，MSF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之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这个独立的人道救援组织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不仅在灾难前线用“绷带和缝线”救死扶伤，更以亲眼见证苦难、揭露罪行、为无辜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为己任。
屠铮的表弟曾在MSF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一次，他途经香港，就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要是来MSF，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未置可否，当时她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屠铮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担任妇科主治医师。
表弟没有放弃。2006年秋，他又一次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将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而此时她也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借此振作起来。屠铮向MSF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查她对MSF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2006年12月底，她赴香港面试。
2007年3月，屠铮接到MSF的正式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任务。对她而言，这是人生的一次远征。
热爱自由让我们来到这里
“热爱自由让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利比里亚国徽上面的一句话。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个面积略大于中国江苏省、一度富庶的国家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人道危机。利比里亚共有300万人口，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MSF救援队首先进驻，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当全球传媒和国际焦点转移视线，MSF仍然坚持留下来，参与战后重建。
屠铮是其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志愿者。当时，她所到达的那片“神奇之地”几乎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截至2007年8月，利比里亚注册医生仅121人，婴儿死亡率为15.7%，幼儿死亡率为23.5%，孕产妇死亡率为0.79%，均为世界最高。这意味着，近3万人才平均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三四个会夭亡。在这里，孩子通常先按出生日取名，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还活着的孩子，才会取一个正式名字。而幸存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就成为他们的昵称。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这里年均气温25摄氏度，旱季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烫伤的孩子。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近一半妇女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掉进开水锅里。
一次，有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下了一个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孩子。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MSF开办的医院完全免费，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只能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唯一的B超机就是宝贝。进院伊始，屠铮就不断被告知，MSF拥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坏了，就再也不能补充了。
这个中国女人真能干
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这是屠铮在MSF里最大的感受。利比里亚较大的国立医院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最多接生200个孩子。而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MSF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可以打电话呼叫医生。对于屠铮他们来说，绝大多数夜晚都要出诊；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后半夜被叫醒就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有一次，屠铮曾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
后来，共事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屠铮只好独自顶了整整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累倒不怕，屠铮最怕的是无能为力。刚来利比里亚遇到一位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急得她当场失声痛哭。同事们纷纷安慰她，他们告诉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好。
药物、器械匮乏，与死神拔河式的挑战就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一片沉寂。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平静下来。
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与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准备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病人远道而来，病情相当严重。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假如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有致命危险。外科医生建议她放弃，屠铮却坚持要试一试。手术室里，当地护士和麻醉师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眼神，她终于说服了外科医生。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
除了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她先挑出脑子最灵光、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她渐渐放手。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十几个国际志愿人员之外，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真能干！”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明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世界是一个大家庭
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全情投入。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志愿者，“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想用自己的专长帮助别人。”一位与屠铮很要好的新西兰护士，曾经获得过国家奖励，在MSF服务很多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患者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Benson医院的队长则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孩，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后转入MSF做行政管理，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她，如今对医疗救助已经颇有心得。
2007年10月，屠铮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至今，她仍怀念非洲之旅所收获的一切，包括病人和家属全身心的信任，以及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屠铮当初加入MSF的初衷更多是为了自救，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MSF感兴趣。百度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MSF广州代表处与全球各地的办事处一样，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工。
一个刚刚富裕的国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温饱和经济状况，这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发现自己应该看到更多，无论发生在身边，还是在遥远的国度。因为世上绝大多数的贫穷、痛苦与不公正，都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对心中充满爱的志愿者来说，人永远比钱重要。从长远来看，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了服务，而且播撒了希望的种子，这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陈凡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