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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寺里的油灯
       ■编译/虞铁耕
       这是我从阿富汗报纸上看到的一则短文：
       周五祈祷日之夜，人们来到清真寺，前来点燃灯烛。一些人向油灯里倒进一些油，把灯点亮。寺院里的许多盏油灯点燃发亮了，于是人们回家去了。
       没人在寺院里留下来。每盏油灯都在熠熠发光。
       我回到村里时，看见村里许多穷人家都是漆黑一团。他们没有油灯，只好团坐在黑暗之中。
       有人为了求得好的报应去点燃清真寺里的油灯，他们并不顾虑穷人们家里的景况。
       在穷人家里是漆黑的，没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只有真主在注视着他们，仅此而已。
       他们家里的油灯应该让真主来点燃，而我们则去点亮清真寺里的油灯。
       （吕健梅摘自《世界博览》
       2008年第1期）
       真话不全讲
       □文/郭振亚
       前些时，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温总理说，我喜欢看你的文章，讲的都是真心话……季老则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好理解，这也是做一个诚实人的起码要求，但为什么又要“真话不全讲”呢？既然是真话，为什么有的可讲，有的不可讲？
       鲁迅还有句名言：“做梦是自由的，但说梦就不自由了。”有些真话之所以不能讲，从审美方面看，是因为它不美，不能给人以愉悦之感；从道德方面看，是因为它不善，如果直接说出来，势必要破坏团结和友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面对大是大非，比如“十年浩劫”，季羡林更是坚持了“真话不全讲”的原则，宁肯自己被斗得死去活来，也决不讲一些“真话”，以出卖同志。
       当然，还有一些可讲该讲的真话，因为种种不如人意的环境因素，致使不能说出口来，这是最令人遗憾的。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这类不合理的环境因素吧。
       （吴飞摘自2007年12月9日
       《文汇报》）
       黄铜的幽默
       □文/余秋雨
       斯洛伐克与捷克分家后，首都设在布拉迪斯拉法。一个在我们嘴上还没有读顺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这里还相当贫困。
       两位同伴上街后回来说：“快去看看，人家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什么?我在街上寻找。是灰墙巴洛克?是阳伞咖啡座?是尖顶老教堂?突然我肃然停步：路边一个真实的地下井口的铁盖已经打开，正有一个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
       初见到它的行人都会微微一惊，在辨别真假的过程中发现幽默，然后愉快地轻步绕过。
       这种幽默陈之于街市，与前后左右的咖啡座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订立已久，因此浇铸它的不是闪亮的钢铁而是古旧的黄铜。
       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也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
       于是我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的黄铜雕塑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长久以来生存状态不佳，而居然也能保留住这种深层的风度。我看有一半应归功于艺术家。艺术家奉献了这样的雕塑，而他们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钻在地下，疏通着欧洲文明的管脉。
       （刘立坤摘自《北方人》
       2007年第10期）
       执著
       □文/[法] 罗兰·巴特
       尽管我的恋爱经历并不顺利，尽管它带给我痛苦、忧虑和绝望，尽管我想早点脱身，但我内心里对爱情的价值却一直深信不疑。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企图冲淡、遏制、抹杀、贬低爱情，这些我都听进去了，但我仍然不肯罢休。“我都明白，我全都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在我看来，对爱情的贬低不过是一种蒙昧主义的观念，一种贪图实惠的闹剧。对此，我要针锋相对地肯定爱情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执著，即是爱情的示威。在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别出心裁的爱情、更加巧妙的爱情和不动感情的爱情的种种“奥妙”的嘈杂声音当中，可以听到一个更加持久的执著的声音：这便是执著的恋人的声音。
       （张钟摘自2007年12月18日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