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活在中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把《
水浒传》翻译成英文，书名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书名的置换，反映出赛珍珠这样的感受：在一部描写中国农民起义以及被招安的小说里面，比杀戮、谋略、情爱更让人倾心的是兄弟之情。水泊梁山的好汉，有名有姓108人，他们同生共死的理由只有一个：兄弟。
兄弟情被中国人称为手足情。手足的比喻或许会让外国人费解，但中国人，特别在大地上耕作过的人眼见心知。手和脚一起劳碌，一同苦乐。前路有荆棘，足与手哪一个绕得过?血淌在掌上和脚下有一样的痛楚。把兄弟定位于肢体关系，是中国式宗法伦理的一大发明，当然它来自儒家的教义。“孝悌”之“悌”，即说兄弟之间友善的、不弃不离的、订之于终生的亲情。在中国人心中，兄弟情是大事。大到什么程度?仅次于侍奉父母，是不可回避的做人的根本之一。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什么能够抵御饥荒、病患、兵乱?实话说，什么也抵御不了。但家庭团结稳固，特别是以血缘相系的大家庭和谐一体，或可保全在灾变面前破碎的生命与利益。于是，在旧时的大家庭，当老人赚得一些田产，养育一些子女—这是中国人的两大梦想—之后，思虑的大事是让儿孙住在一起，不分家。不分家，实为不分情，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浸润血脉的信息。所谓大屋和祖屋如同一个大缸，兄弟乃至妯娌一并泡在家族的酒浆里，情分抵达筋骨，气味相投。
这种情形，在五四时期被视为封建守旧，曾被声讨砸烂。然而，在当时社会保障样样破败的境况中，父母衰老、兄弟离散，遇到当头之祸去找谁帮助呢?小家庭不堪摧折，还是兄弟更有力量，因而砸不烂。
于是，中国社会诞生出一种奇特的伦理关系，即“友道”。它是从儒家的兄弟观念延伸到社会的一种亲密纽带。这个道又是什么?—姓氏不同，血缘不同，籍贯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相同，但变成兄弟，他们完全可以像亲兄弟一样披肝沥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梁山好汉几乎每人都有一样优异的本领，共同点是“好”。在大宋王朝，“好”没有什么出路，因为世道太差。所以每个人都被“憋”住了，人人都是死棋。抱成团之后，他们才舒展。除了“好”之外，他们第二个鲜明特征是“汉”。汉者，男人也，大丈夫也，其核心含义不在于性别，而在义。
义，在儒家思想里不及“仁”的地位高，但在民间，义比仁的影响大得多。它民间，它潜藏，它血性，它召之即来，它服从公理，它甚至是神秘的巨大能量。
梁山人氏“好”而“汉”之，他们未必个个本领卓绝，宋江就是最没本事的一个。但结为兄弟，能力让位于情谊，只要讲义气就足够了。因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兄弟”诉诸感情，寄托于心灵。虽然自己有亲生兄弟，但渴望更多的兄弟，并以亲兄弟事之。兄弟可以多到不限数量，广至四海之内。这种关系的靶标是消弭分裂，趋同和谐。人们从中看到，中国文化中感情力量的巨大。
友道是一种大道。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旦结拜了兄弟之后，比同僚更讲仁义。没有仁，大家做事就缺少见容于社会的道德准则，聚合不到一起。而没有义，互无相助，就称不上兄弟了。
不要认为“兄弟”只存在于古代，只存在于底层，只存在于黑帮当中，决非如此。如今的大学生共居一个寝室，也排老大、老二……毕业多年，他们也以此相称，感情笃实。这些兄弟们并非仰慕座次，而是渴望亲情，渴望在有限的血缘内的兄弟之外扩展更多的手足之情，为之愉悦与悲伤，为之奉献与奔走。他们什么也不图，只为那个彼此的称呼：兄弟。
泰戈尔说：有一次，我梦见大家素不相识，醒来后，才知道我们原来相亲相爱。
（吴楠摘自《家庭》
2008年1月下半月刊，马建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