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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天，她用声音拯救了一个流亡中的灵魂；8天，她用声音引领一个负着心灵枷锁的生命选择了“回家”；又一个13天，她还是用声音扶持着一只“迷途的羔羊”穿越了心灵的沼泽……从2005年2月3日到2005年9月18日，短短的7个月里，她只是用声音就感化了三名在逃多年的杀人嫌疑人投案自首，随后又有了第四个……他们怎么会向从未谋面的她敞开心扉？他们怎么会仅凭着那个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就放弃了逃亡？让我们听向菲讲述声音的力量……
       辜海军投案自首以后，许多人问我：13天你们通了多少次电话？何时何地你们谈了些什么内容？最长的一次通话是多长时间？……这些调查问卷式的问题，我无法作出回答。从2005年2月3日他发来第一条求助短信，到2月17日我陪他走进公安局的大门，整整经历了13天。13天里，所有和他的通话都是随机而自然的，我不曾刻意地去记忆沟通的时间与交流的细节。
       然而，这段记忆却是难以忘却的，在我的脑海中，它们有不同的存贮方式：有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的仅仅是一个谈话的片断，有的定格为一个清晰的画面，还有的只是留存为一种声音或一种声音的状态。
       匿名短信
       2005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五。
       晚上10点，我开着车走在长安街上，今晚我当班，一个月前我又开始了久别的昼伏夜出的生活。
       接手这档新的午夜直播谈话节目虽然才短短一个月，但是从听众参与节目的短信统计量来看，他们应该是很喜欢我的节目形式的：听向菲讲故事，做好人生的选择题。我把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用演绎的方式讲给听众，在每个关键处设置十字路口，让听众参与故事里主人公的选择，以此来告诉他们：走好人生路，关键就几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
       23点30分我准时坐在了直播间，离直播节目开始还有30分钟的准备时间。23点50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随手刷新了直播间的电脑平台，忽然电脑屏幕上跳出了一条红色短信：
       “向飞（菲），您好，我是一名罪犯，因过失伤人，现在四处逃亡，我现在正是个十子（字）路口，无从选择，望提醒一下……”
       短信是在23点38分发出的。离节目直播还有10分钟，我几乎是在倒计时状态“研究”那条短信：手机机主在广东佛山地区，手机号码显示完整；短信的逻辑清晰，语句通顺，显然是一条从容状态下发出的短信；我还未开口说话，他知道是我当班，说明他是节目的忠实听众，有连续收听节目的习惯；在短信中他引用许多我在节目中的常用语，诸如，处在十字路口，无从选择……能一字不漏地把我的话记忆得如此深刻，我读出了他对我的尊重，也让我心生好感——这不像是一条恶作剧的短信。
       做电台情感交流热线节目的主持人时让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凡事爱分析。接热线电话时，喜欢从语气、声音和表达方式上分析对方的心理状态；现在节目不开热线，我又喜欢上了对着电脑平台上这些方块字“拆文解字”，用自己揣摩出来的发短信人的心理和口气读出这些短信。
       然而，这却是我第一次收到自称是逃犯发来的信息。
       我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希望能从眼前这几十个字中读出更多的信息。
       无助，我读出了对方的无助。不是惊慌失措，更像是黑暗中找不着光亮的迷惘。一定要帮帮他，无论他是弟弟还是妹妹，更何况从这条短信中我还读出了他不想再继续逃亡下去的信息。否则，他不会贸然给一个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发出这样一条对他的“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的短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发短信的人四处逃亡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无法继续逃亡呢？此时，我已经没有时间走出直播间给他打电话了，于是，我把导播叫进了直播间。
       “你看见那条短信了吗？”
       “看见了。”
       “你按电脑显示的这个手机号给他打过去，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他，让他等我下了节目后，跟我联系。”
       “好。”他扭头就走。
       “等等!”我突然叫住了他，“注意，千万不要向接电话的人重复短信的内容，你只要让他记住我的手机号就行了。”一个逃犯怎么会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呢，他起码会保住这最后一道防线，我心里暗暗想道。
       “知道了。”
       透过直播间的双层玻璃，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导播打电话的全过程。电话通了，时间很短，两分钟左右就挂断了。
       小伙子又一次冲进直播间。
       “接电话的人说，是他的朋友借用他的手机发的短信，他的朋友已经离开了。”果不其然，我不禁暗自庆幸预料到了这点。
       “他记下我的手机号了吗？”
       “记下了，专门找了纸和笔记下的。”“是男是女？”
       “是个男的。”
       “讲普通话吗？”
       “是普通话，但是好像有点口音。”
       “好，就这样吧。把今晚嘉宾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节目就要开始了。”
       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谈论此事，时钟已经指向23点58分。
       与以往做节目的状态一样，我全然当作什么事情都未发生，在节目直播过程中也没有提及这条神秘的短信。
       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无疑：沉沉夜色中，在广东佛山地区的某个角落，那个发短信的人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正像我逐字逐句分析他的短信那样，他同样会很认真地倾听我此刻说的每一句话，他在探寻——我将如何对待他。
       虽然我没有与他直接通话，在节目中也只字未提那条短信，他也没有继续发来短信参与节目，但是，我与他在交流，那是不为他人所知的隐含在电波中的无声的交流。
       ——他对我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想告诉你一个人，你可以让我信任吗？
       ——我对他说，我可以让你信任，今晚你可以像往日一样安静地收听我的节目。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做了一件刻意的事情，在直播即将结束时，我说了一段一语双关的结束语：
       “感谢今晚的嘉宾小伟，谢谢他的信任，如果收音机旁的你也面临人生选择的困惑，希望你也能够信任《神州夜航》，信任向菲，我愿意做你真诚的朋友。”
       我并不是第一次在节目中说这样的话，然而，此时此刻它却有着双重的含义，话里话外我都想借着电波给那个发出神秘短信的人传个口信：你不是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无从选择吗!相信向菲姐，我想帮助你。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与那个素不相识的人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事前，我未曾料到这段结束语会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在辜海军自首后，他告诉我，当手机显示短信发送成功后，他百般后悔，生怕就在那晚他的“自由”就此结束。不管怎样，在他眼中我都是“政府”的人，他做好了随时逃离的准备。
       等我下了节目回到家中准备休息时，已是凌晨3点，他仍然没有与我联系，我真心希望这条短信只是一个普通听众开的一个玩笑。
       那一晚，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关闭手机。
       从那一晚起，我的手机再也没有在夜晚关闭过。
       初次对话
       2005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六，立春。
       上了夜班，总是在第二天上午10点才起床。又该打开电脑了，看看昨晚节目中没来得及看的短信，然后习惯性地用自己的手机来回复那些信息。
       原本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然而，当我的手机响起后，接下来却让我度过了一生中不平凡的13天。
       手机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你好!”
       “向菲姐？”叫我向菲姐!绝对是听众，只有听众才这样称呼我，昨晚那条已经有些模糊的短信一下子跳出来在我脑袋里晃了一下，他的声音不大，怯生生的。他叫我“向菲姐”，这些年来，听众中无论年长的老者还是年幼的稚童，他们都叫我“向菲姐”。
       “你是哪位？”我平静地问道。
       “我是昨晚给你发短信的人。”是他——那个自称罪犯的人。在电话里他没有再称自己是个罪犯，只说是发短信的人。
       “你是不是四川人啊？”打小就听父母说着这样的普通话，所以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特别敏感。
       “是啊，我是四川人!”他的口气明显比刚才高兴和放松了许多，我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四川人，内心却感觉我们一下亲近了许多。
       “你叫我向菲姐，那我该叫你什么呢？”我没有直接问他的姓名，把主动权交给他，不给他心理压力。
       “嗯……，朋友们都叫我辜三儿。”他犹豫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他说的不是真名，否则不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他不想告诉我真实姓名，但又不想欺骗我。
       “那好，我就随着你的朋友叫你辜三儿吧!哪个辜啊？”我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
       “辜负的辜。”
       “姑父的姑？”
       “是的。”
       因为音同字不同，我们在电话里都听岔了。当时没有想到他说的是如此冷僻的姓氏，很自然认为是这个“姑”。我再次确定：他说的是化名。这反倒是件好事，提高了我对他发的那条短信的可信度，如果短信内容是假的，他没有必要再这样遮掩地取个化名。直到后来在西城区公安局我才知道他姓这个“辜”。
       “好，姑三儿，你跟我说说那条短信是怎么回事儿？”他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用“罪犯”这样的字眼儿去刺激他。不知为什么，仅仅才说了几句话，我却从内心特别怜悯他，也许是因为他怯怯的声音，他的无助和失落，让我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弟弟，尽管那时并不知道他的年龄。
       “我跑了十多年了……”他又开始紧张，语气变得急促起来，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他边说话边环顾四周不安的样子。
       1993年，辜三儿在家乡的一个砖厂打工，因为忘带拖鞋，他趁工友熟睡，偷偷穿了别人的拖鞋去洗澡。本想洗完澡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原处，没料到，工友醒后发现自己的拖鞋没了，怒气冲冲地拿着一把菜刀冲到外面，在走廊迎面碰上前来还拖鞋的辜三儿，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辜三儿失手杀死了对方。
       第一次通话也就5~8分钟的时间，他急于要挂断电话。我能体会到此时他内心的矛盾，通过节目他熟悉了我的声音，从心里把我当成了他的“姐姐”，但因两人身份不同，使他又不得不留一手。
       我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我不想伤害他，刺激他，更不想给他压力，但是又必须尽可能地了解些信息，只能通过他的叙述来分析了。
       心灵之约
       辜三儿是一个很懂得体贴别人的人。我一天的生活总是从中午开始，所以，他很注意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中午以后才跟我联系，他了解我的作息习惯。
       第一次通话时，我在最后设了一个“扣子”：答应给他找律师咨询案情。很快他就跟我联系，不过，用的是一部公用电话。他的警惕性丝毫没有放松，我对此并没有反感，而是一种理解。我希望他能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与我交流。
       “向菲姐，你帮我问了吗？我犯的事儿严重吗？”接通电话，他几乎是不加停顿地连着问了两个问题，但是语气依然很落寞，不抱什么希望的样子。
       “我给你问了，律师说如果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另外，在你逃跑的时间里，你没有再次犯事儿，结果就不会太糟糕。”
       其实，除了帮他问律师，我还咨询了一位老检察官。他们均认为，如果投案自首应该可以保住命，刑期10年以上至死缓。得到这个答案，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三十多岁的人“进去”，“出来”已经四五十了，如若不是真想承担责任，不是对未来心存希望，谁能坚持下来呢！
       12年前，辜三儿为了保一条命而亡命天涯，如今，打算放弃生命的他，需要的不是为了保全生命，他更需要找寻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少了一盏灯，我要做个点亮那盏灯的人，给他看清目标的光亮，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头彻尾地帮助他。
       听了我的话，辜三儿沉默了。我想尽快地转移他的注意力。
       “跟我说说听节目的感受吧，你喜欢听我的节目吗？”
       “喜欢，那个十字路口真的很有意思的……”
       一说起广播，他开始滔滔不绝，谈话的气氛霎时变得很愉快。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以后我们的通话中，我很少提及。我们更多地是在谈他的家乡，他的家人，他逃亡的经历以及他喜爱的广播。
       一开始我就有这样的感受：辜三儿很愿意跟着我的思路走，愉快而自然地接受我的想法。就像一个病患，因为最大程度地信任医生的医术，而把自己的病体交付给医生一样，不排斥医生对他所施行的任何治疗。
       这一切缘于广播，他信任收音机里那个会讲故事、会做选择题的“声音”，他认定我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帮他摆脱痛苦。
       起初，我们在电话里谈论最多的是他逃亡的痛苦和压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走进一个逃犯的心灵世界。
       见面
       2005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八。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但是辜三儿已经与我失去联系一天了，不知道他是否买到了车票。魏主任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是啊，我居然没有想到主动给他打个电话，这些天来，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不成文的规定，都是由他打给我，而我从未主动给他拨打过一个电话。
       我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他发的那条短信的手机号码。电话通了，有人接听，我甚至听到了对方喘气的声音，但是我“喂”了几声，对方都不作声，又过了几秒钟，电话挂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恍然大悟：我的办公室的电话对辜三儿来说是陌生的，他肯定不敢说话。
       这次我学聪明了，我还是用固定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号，不等他说话我先开口：“喂，姑三儿吗？我是向菲，北京的向菲。”
       “向菲姐啊!”他长嘘一口气，言下之意：你吓坏我了。
       “你现在哪儿？”
       “我在火车上。”
       “你坐的是多少次车？”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我意识到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车次。
       “那你什么时候到啊，我好去接你。”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估计得明天吧。”
       “那好，你别多说了，挂了电话吧，留点电话费，下了火车跟我联系，路上注意安全。”
       “向菲姐，我肯定可以见到你吧，我想看看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可以!我等你。”我斩钉截铁地说。
       2005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九。人们依然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气氛中。
       那天，冬日的北京显得格外地冷。
       在办公室里，我一直把手机捏在手里。辜三儿昨天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在火车上了，今天到北京，一到北京他就会给我打手机。
       在这13天与辜三儿的交流与沟通中，应该说最让我感到吃惊和意外的就是这最后一通电话了。10点多，辜三儿拨通了我的手机。
       “向菲姐，我到楼下了。”
       “你到哪个楼下了？”
       “我现在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他一字一顿地说出我们台的全称，好像是看着牌子念出来的。他可真有本事，第一次到北京居然能直接找到电台，“但是我站在马路的对面。”
       电台门口有武警站岗，他在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好，我马上下来。我怎么认你啊？”
       “我穿一身新西服，提着一个红色的旅行箱。”
       “你认我吧，我穿一件粉色的条绒大衣，扎一个马尾巴。”
       我从台门口一走出来，就看见马路对面有一个提着红色旅行箱的男子，他个子不高，长得清清秀秀，穿得干干净净。我边走边想，他肯定不敢走过马路，我过去接他。
       没想到，当我走出大门口时，他已经提着箱子站到了武警战士的跟前。我想，那一刻，他走过的不仅仅是一条马路，他走过的是那条12年无法跨越的心河。
       我伸出手，笑着对他说：“你好，姑三儿，我是向菲。”我想跟他握手的这个动作让他显得很惶恐，他把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了，看着我无意将手收回，他才在新西服上蹭了又蹭，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指尖。我主动伸出的那只手已经向他传递了一份真诚与关怀，而我也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与信任。
       “别紧张，姑三儿，我也是四川人。”
       辜三儿高兴地张张嘴，马上用四川话跟我说：“真的？你是四川哪儿的？”
       “我是四川达县的。”
       “我们是老乡哟……”
       不知为何，我的心里酸酸的，如果这个老乡他不是一个逃犯，而只是一个喜爱我节目的听众该有多好，那样的见面恐怕要比现在轻松自如很多。
       辜三儿的眼神一直是怯怯的，他特别想好好看看我，可是又不敢正视我的样子。
       此时此刻，我和他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我是一个国家电台的主持人，而他是一个杀人在逃犯。
       辜三儿从见到我那一刻起，神情一直很平静，超乎我想象的平静。
       我陪他去自首
       在办公室里，我一直陪着他。
       一直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当他坐在我对面时，我还是无法把眼前这个瘦小的男子与一个杀人犯联系到一起。
       “现在坐在这儿是不是轻松了许多？”
       “轻松多了嘛，自从跟你通话之后我就轻松得多了，以前听你们节目里的故事我都特别感动，实际上还是节目帮了我的忙，我才有这个勇气啊，真的，不是你的‘十字路口’……”
       “可是你这个十字路口可真是……”
       “12年了，我的这个路口有点长啊!”
       在一个十字路口，徘徊了将近12年，辜三儿在这个十字路口给自己选择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其实，从他开始逃亡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给自己的心灵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这副枷锁让他不能自由地呼吸，不能轻松地吃饭，不能安稳地睡一个好觉。
       辜三儿说，他决定到北京自首时，辞掉了广东的工作，老板给他结了600块钱的工钱。他花了250块钱买了一张从广东到北京的硬座火车票；为了跟我联系，他又往手机里充了100块钱的话费；他还买了新衬衣，新鞋子，新袜子，最后穿上了妹妹送他的新西服。他说，这样就对了，里里外外都是新的，这才是新生活的开始。
       暮色中的北京城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小雪，街上的行人、车流一如往昔。前来带走辜三儿的北京西城区公安局的干警们都穿着便服，所以我们这一行人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我心里暗暗感谢干警们的细心，没有让呼啸的警笛、闪烁的警灯打扰辜三儿迈出电台大门的那份平静。
       经过干警的允许，我跟辜三儿坐在了同一辆车上。车的后排，一左一右坐着两个魁梧的警察，辜三儿坐在他们的中间。这样的情景，也许在辜三儿的噩梦中千百回地出现过，我很担心他会心绪不宁。我转回头关切地对辜三儿说：
       “这时候心里踏实吗？”
       “踏实。比以前踏实了。以前东跑西跑的好累啊，心里老是慌得很，老怕被抓住，现在不怕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你现在想些什么呢？”
       “现在就等着他们处理了，没什么想的了……”
       车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忽然，辜三儿像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半起着身子想趴到耳边跟我说话，他这样的动作吓坏了身旁的两个干警，只见他们训练有素，四只手同时搭在了辜三儿的肩膀上，我怕把辜三儿弄疼了，赶紧回头说：
       “什么事儿，姑三儿？”
       “向菲姐，我有一个心愿，你能帮我完成吗？”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你。”
       “我知道你在节目里不给听众点歌的，可是我真的很想你能给我点首歌。”
       我鼻子一酸：姑三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要完成的心愿居然是想在广播里为你点首歌!
       “你想听什么歌，告诉我，我一定放给你听。”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我不知道歌名，只知道几句歌词：东奔走，西奔走，再多的忧愁不愿说出口……”
       辜三儿想要点的那首歌是陈星演唱的《新打工谣》：
       离开父母和朋友，眼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停留，长长路上我默默地走。
       多少冬夏与春秋，面对车流和高楼，茫茫人海去寻找，想要的幸福真难求。
       三月三，九月九，汗滴泪水满身流，烈日晒，寒风透，亲人的笑容只在梦里头，有苦留在心里头。
       东奔走啊西奔走，再多的忧愁不愿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