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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出版，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自己当年的成长伙伴刘高兴。他们出生在同一个院子，又一起上学，共同生活了18年。如今，在西安靠收破烂和卖煤谋生、只有初中学历的刘高兴，也将自己的成长伙伴写了出来……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也不太注意，娃睡啥样就啥样，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头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不过，外在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俗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有过关。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两间堂屋。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的父亲先给平凹的婆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因为人多，常常是前面的都吃完了，后面的还没有盛到碗里。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时，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平凹贪念着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头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
       小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母辈们每人都有一架纺线车，每年四月左右棉花摘了的季节，她们是最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加班。我和平凹经常坐在院子里的月光下，听着纺线车咯吱咯吱地响，或者唱大人们教的儿歌，“月亮爷逛逛，把牛赶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赶到沟垴，沟垴响雷，把牛一鞭子抽回。”布织成了，母辈们再用这些布为大家做成衣裳。我和平凹爱在山坡上溜坡坡，屁股上经常磨得都是窟窿。
       自制玩具玩得兴高采烈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画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我问保安，保安说那叫沙弧球。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小时候的那个院子，一个个玩得兴高采烈，整个院子人喊马叫，有时玩恼了就打起来。总之，儿时的情景是那么的天真可爱。
       点天灯，这是平凹的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时学会的。开始糊灯了，我、平凹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锥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天灯落到西河边，上边天灯飞，我们几个跟在后边跑。有时只顾仰头看灯，常常被土疙瘩和石头绊倒。西河边是一片石滩，全是小石头，我们穿的是布鞋，脚被垫得痛，第二天大家走起路来都一拐一拐的。
       在我们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把包谷秆的皮从中间豁开一个口子，插进一个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动小木棒，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就是“二胡”。或者用烂瓦片玩过家家，边玩边喊：“叮当叮当饭熟了，锅里煮个狗娃球。”
       上学后爱看书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平凹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他虽然人小，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扛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平凹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作家。
       平凹最爱看书，“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坎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连头都不抬。”
       1964年，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两人一起背一起写，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录取通知书我们俩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凤县第二中学七八公里，父亲给我们准备学费、被褥、干粮，还有一罐酸菜。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红苕都把胃吃坏了！”
       在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被定为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凌晨起床去砍柴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平凹的母亲都会给我们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经不住饥饿的折磨，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棣花街靠近河道，河水暴涨的时候我们就要受灾。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力重修河坝。记得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的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工分就是钱，就是口粮呀！我们几个小的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算是儿时的投机取巧吧！
       那个年月，没有电热毯，用柴烧的土炕取暖，柴要到20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谁知时间没有拿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有红眼毛、青刚木、乌桑树等。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家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往来，我长得啥模样他也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赶集回来的虎大大发现了，大吼一声: “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和镰刀留下!”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突然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马上说：“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有一年生产队里死了牛，队上的人把牛杀了，煮了一大锅，每斤三毛钱。我和平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站在旁边，看热闹、闻香气。有人说平凹吝啬，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
       （白锦摘自《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