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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中所有的辛酸和苦痛，以及漂泊异乡的孤独感，使她的思乡之情如野草般疯长，凝固下来，变成一行行灵动的诗句。
       “在珠江三角洲，每年有四万根以上因工伤而造成的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但是，我必须把感受写下来……”2007年5月21日，在人民文学奖颁奖台上，郑小琼谈着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创作动机。这位衣着素朴、身材瘦小的27岁打工妹，表情羞涩地跻身在当今文坛大腕们中间，最不起眼，获得的掌声却最长久，最热烈。
       纵然身处泥淖，我也能仰望天空
       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散落如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 —《铁》
       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贫瘠得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小村庄，“附近的村子就叫一村、二村……我家住在十二村，”她说。
       1996年，她考上了南充卫校。在那个年代，考上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于是，她带着全村人羡慕的眼光和家人骄傲的期盼，来到了卫校。
       4年，为了供她读书，家里欠下了近万元债务。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她只得去了一家乡村诊所。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一直拒绝回忆。那家乡村诊所，“根本就是骗人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良心不安啊！”
       郑小琼不顾家人反对，像无数农村青年一样，卷起行囊，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漫打工路。2001年来到广东东莞，冷酷的现实立即给了她迎头痛击：先被一家黑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换到一家家具厂后，没日没夜地干，月底工资卡上却赫然只有284元。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先让你跑步，做仰卧起坐，看看你体力怎么样，反正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人都没有尊严了。”回忆往事，郑小琼还有些忿忿不平。
       她还去过玩具厂、磁带厂……频繁换厂的结果，就是生活更加举步维艰。时常挨饿，还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人搜查暂住证，“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的小孩，‘哇’地一声吓得哭起来……特别是那个手电筒‘刷’的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梦魇般的日子，“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没了”。
       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的，但对她来说却是一座火山，让她迸发出无尽的灵感。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每人每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购置生活用品或办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她，等到下班，两人只能隔着铁门说上几句话，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
       她每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5号，她可以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她一待就是5年。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人只是一种工具。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在这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喊：“喂，245号。”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第一天干下来，她的手已磨得血肉模糊。下工后，钻心的疼痛加上疲惫，她几乎不能走路。
       打工的痛感让我写诗
       每天/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乡愁的中央/居然是/站立的荷/飘出淡淡的清香—《荷》
       郁闷的时候，郑小琼就将自己封闭起来，一下班便趴在铁架床上，写乡愁，诉苦闷。打工中所有的辛酸和苦痛，以及漂泊异乡的孤独感，使她的思乡之情如野草般疯长，凝固下来，变成一行行灵动的诗句。
       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到慢慢显出诗歌的模样。郑小琼试着把一首小诗《荷》投到东莞《大岭报》，不料竟很快发表，这让她“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寻寻觅觅终于找到灵魂出口的郑小琼，诗情不可遏制，但只能偷偷进行。一次，她上班时埋头写诗，被罚50元钱。对她来说，50元绝不是个小数目，但写诗的激情早已战胜了罚款的不快，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旦灵感涌来，不管在食堂、车间甚或是厕所，她都会随手记在小纸片上。晚上回到宿舍，再倚着床头在产品合格纸或报表背面誊写整齐。她狂热地写下去，诗稿很快就积累了一尺多高。偷偷写诗的她，被工友们戏称为“地下党”。
       她爱写浓浓的乡愁，也写生活的残酷与疼痛。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了下来。她自己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啊？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他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不严重？去找厂里的采购员吧，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采购员在外面，半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停在旁边，但他漠然地摇摇头，不愿让工人的血弄脏自己的车。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地上血流成摊，采购员终于回来了。经过简单包扎，血止住了，伤者却执意不肯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可不走运的时候，老板不愿赔，只能从保险里面拿，还要扣医药费。半夜里，工友一再疼醒，压抑不住的呻吟刺着小琼的心。
       在五金厂打工的5年，每月都会遇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指甲盖的惨剧，郑小琼敏感的心总是涨满了疼痛。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驱使着她将这些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文字尽管对现实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在各种场合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类似经历，那次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如果当时机器轧得重一些，拇指或许就断了。怀着终生难忘的恐惧，她开始创作“打工手记”散文—“我远离车间了，远离手指随时让机器吞掉的危险，危险的阴影却经常在睡梦中来临，我不止十次梦见我左手的食指让机器吞掉了……”（《铁》）
       “疼痛感让我写诗”，她如此朴素地解释自己的创作。
       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
       那个疲倦的外乡人/小心而胆怯/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黄麻岭》
       沉默寡言的郑小琼自小就喜欢静静地读书、写日记，一个人，深入内心。在家具厂时，她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分发胶布之类的东西。有机会，她就躲着工头偷偷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一些以诗为媒而结识的编辑被她执著的精神打动，连续几年给她寄书。闲时，郑小琼除了写诗就是如饥似渴地看书，历史、宗教、哲学，甚至《孙子兵法》她也囫囵吞咽下去。广泛而扎实的阅读让她的心灵与诗歌一起，变得深刻、丰富，充满力量。
       她写诗，也写散文、小说和评论，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勤奋得令人吃惊。她的作品遍地开花，甚至刊发在文坛顶级刊物《人民文学》和《诗刊》上。她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作，尖锐而苍茫，大气而纯真，“像灼烧着的铁一样”，深深震撼了读者，并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瞩目，鲜花与掌声接踵而来。
       在获得人民文学 “新浪潮散文奖”之前，郑小琼在诗坛已小有名气。她获得过“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2005年还参加了被称为“诗歌界的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
       尽管已经“声名远播”，稿费也多起来，但郑小琼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工友们都不知道自己唤作“245号”的平凡女孩竟是一位“诗人”。
       郑小琼的信件，包括各地文学刊物寄的样刊、汇款和读者来信，都是先寄到朋友那里，她每月去拿一次。她怕工友知道自己写诗，会问能赚多少钱；怕老板知道自己“不务正业”，会逐她出厂。她常无奈地说：“诗人太神圣，诗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2006年，郑小琼辞去五金厂的工作，返回故乡。眼前的村庄却不再是千百次梦回的故乡—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带着十来岁以下的孩童，还在守望着这片被工业化严重污染了的土地。
       郑小琼重新回到东莞，依旧打工，写诗。获得人民文学奖之后，多家媒体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东莞市作协也邀请她成为签约作家，但郑小琼都婉言谢绝了。人们诧异不解，她却匆匆赶回工厂。
       她坚持要留在现场，她需要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她打算重回流水线，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实地调查；二是为了继续写诗，因为“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本刊特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