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桂林医院奇猝死
       不止一次为了母亲的死因不明，我和孝慈相对唏嘘。
       最初感受到母亲并非自然死亡，是在外婆告诉我们身世的那晚。
       我流着泪追问外婆，母亲是怎么死的？外婆难过得直摇头，只重复地哭着说：“……你们娘死得好惨哟!死得好惨哟……”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母亲在广西桂林医院暴毙时，外婆一家人远在江西赣州，毫不知情。
       母亲出事当天早上，从丽狮路住所前往省立医院就诊，到被推入太平间的整个过程，有三个人很清楚：四姨妈亚梅、母亲生前好友桂昌德（又名桂辉），以及专程到桂林陪母亲的大姨妈懋兰。她们都到过现场，事后也分头详尽地向外婆转述，但她们对母亲的真正死因，莫衷一是，更未敢言明系由何人主使。
       四姨妈亚梅告诉外婆，母亲生病当晚，是从外面用餐回来，回家途中就曾呕吐。正巧那几天大姨妈懋兰从贵阳赶到桂林作伴，母亲生病当夜，懋兰也在场。她看见母亲从外面回家进门时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稳，而且脸色苍白，嘴角上还有一小块饭菜残渣，显然先前呕吐过。懋兰阿姨原以为母亲喝醉了酒，走近身边却闻不出酒味，所以并非酒醉，而是得了急病。母亲进房后，她便急忙在屋内找出“济众水”、“万金油”等成药给母亲服用，总算熬过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七点多钟起床后，母亲再次呕吐并腹泻，匆忙间决定到省立桂林医院看诊，同时通知桂昌德前来，由她搀扶母亲前往，亚梅阿姨则留在家里照顾双胞胎。懋兰姨妈后来跟外婆说，她才到桂林不久，因为自己身子也有病，另外看不出当时二妹的病情有那么严重，所以便在家里帮亚梅照顾孩子。她怎么样都想不到，二妹竟然就此死在医院里，头都不回地丢下两个心肝宝贝。要是她看得出任何征兆妹妹亚若的病会有生命危险，无论如何她也会陪同着去的，而且一定还要抱着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道去。
       母亲是上午近九点步行到医院，手续办妥后，原本精神略见好转，住进单人病房，还和桂昌德与闻讯赶来的桂昌宗两兄妹聊了不少话，谈到“大毛小毛的教养和总要归宗”的事。桂昌宗是桂昌德的哥哥，留学日本，返国后投入抗战，不久和许多青年一样辗转到赣州“青干班”追随经国先生。母亲在桂林的生活费用，是由桂昌宗负责定期从赣州汇交，后来经国先生干脆也把他暂调桂林工作，就近负责照料母亲。
       神秘的王姓医师
       桂昌宗和桂昌德两兄妹事后分别向懋兰和亚梅阿姨转述，那天上午母亲在病房稍歇之后，有位王姓医师由一位护士推着药车陪着进来，说是要为母亲打针，也没说是什么针，或是母亲害的是什么病，直接撩起母亲的袖子，就扎进左手腕血管，打完针随后一言不语地迅即离去。几分钟后，母亲还在用右手按着左手打针处，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叫了一声：“不好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随即昏了过去。
       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后，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后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为爱情付出死的代价
       父亲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于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后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六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风言风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后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蒋孝严蒋孝慈泣叩”等字。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阿姨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阿姨告诉外婆的。
       后事处理完，王制刚便一路护送亚梅阿姨，与桂昌德和我们前往江西万安。一路长途跋涉，经过湖南和广东边境，才抵达比赣州更北边的万安县，比外婆和二舅他们晚到了两天，把外婆急坏了，以为路上发生了事故。亚梅阿姨见到自己母亲后，不仅悲痛地告诉外婆：“三姐是被害死的!”还偷偷跟外婆说：“桂氏兄妹和母亲的死亡有关。”因为母亲最后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饭，饭后即感不适，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亲撑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医，随后其兄桂昌宗赶到医院陪伴，未几，即告出事。这四五个钟头当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参与，后来所谓一位王姓医生如何为母亲打针的经过，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是谁杀了章亚若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书和专文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连指向四个方面：一、祖父；二、父亲经国先生；三、军统局特务；四、父亲死忠干部。
       蒋中正 ／ 亲自取名孝严、孝慈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一九四二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涵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
       蒋经国/蒋章风云不离、情深意浓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象。母亲怀有身孕后，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到台湾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后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甚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后，而愿以身相许等语。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昵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于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后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军统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全案是军统局介入，是蒋介石下令主动策划谋害。
       我在“政府”里担任几项较重要的职务期间，包括“外交部次长”、“部长”及国民党秘书长，因公务上有机会和“情治首长”接触，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听数十年前“军统”人员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长以负责任的口气断然回答说：“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专员公署护主心切
       二○○四年我偕美伦到桂林扫墓，因为已替先母换立墓碑，上面刻有“显妣蒋母章太夫人亚若女士之墓”，感触颇深，晚间回到饭店，我跟美伦谈到母亲的死因，我就告诉美伦说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出于对经国先生极端的忠诚和崇拜，自认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去除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 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
       对章亚若在桂林的生活情况，专员公署派有专人自赣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时可以监控，得以了若指掌。孝严、孝慈在桂林医院出生后，平常母子三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该院看诊，所以认定医院应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让章亚若住进医院，就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员，邀约章亚若外出用餐，席间，趁其不备，于菜中下药，使母亲呕吐、腹泻必须送医。翌日见其前往桂林医院就诊，初步诊治虽无大碍，但强迫其住院治疗，于是当机立断，趁无任何亲人在旁，旋由同伙的医师，以注射特效药为由，用针筒对准血管注入致命药物，在几无挣扎情况下即告不治。后来进行的抢救，只是做给医院内不知情医生看的幌子，一项夺命任务于焉完成。主事者认定，只要手段干净利落，并且下令医院封口，不引起怀疑、不留下痕迹，事后经国先生绝不致责备，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后说，经国先生对母亲猝逝一事的对外态度，是一种压抑性的“不再过问，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赣州身边的几位贴身机要和亲信，包括黄中美、王制刚、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过世后，不久均被一一调离赣州，担任闲职，不受重用，且未再与他们见面，只有少数的例外，日后平步青云，位居要津。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
       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恐惧，是事发第二天就逃离桂林的懋兰大姨妈发自内心的感受，她把这种在现场的认定面告自己母亲后，就变成了外婆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