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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想到了福哥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利。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利即话语。
       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
       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
       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些事，心里就很高兴。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参与自由的事业，像做自由的人一样，令人神往。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要倒霉。
       （郁如摘自2007年4月11日《生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