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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胡适应邀去台南成功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讲演。其中的“三味药”之说虽有他10年前的主张的旧影，但时至今日，我们回味咀嚼，仍觉满口余香。
       哪三味药呢？曰：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胡适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有了时时挑战的问题，“就会继续有知识上的长进了”；其次，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还得发展一点儿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有时，一个人的业余活动比其职业成就还要大；无论时代或个人环境怎样叫人失望，我们研究问题，发展兴趣，总得有一点儿信心，“信心可以移山”。
       看得出，胡适实在不仅是一位立身书斋讲堂的学者，他还不愧是开一代风气的先驱，关心时代和人生诸问题的思想家。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并且力行。有了“问题丹”，人生不再迷茫空虚；有了“兴趣散”，人生不再枯窘单调；有了“信心汤”，我们的问题丹、兴趣散终有灵验大成的一天。
       对于也有点儿“历史癖”的我来说，寻根溯源，胡适的“三味药”之说其实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这三味药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里得来的，是他的宗教。
       人所共知，胡适以提倡白话文而登高一呼，“暴得大名”(胡适语)，遂在中国文化史上雄踞一个极显赫的地位，却不知这是他留学美国服用“问题丹”的结果。那时候，一群留美学生身在异国，却经常聚会讨论祖国文明的改造问题。“如何使吾国文字易于教授”便成了青年胡适探求苦思的问题，最可贵者，面对朋友们的非议、劝阻，他吞下问题丹，喝下信心汤，愈挫愈勇，立誓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其后风云际会，他的问题丹在中华大地影响至于今日。当然，胡适的问题丹远非这一个，这只是显例之一。
       胡适曾坦言他的“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在《我的歧路》中，他又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实际上，除了哲学教授的职业，文史研究、文学创作和谈论政治都可算作他的兴趣。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双线的文学观念，词学的宏观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禅宗史的研究等等，都是为主流学界所肯定的贡献，可不必费辞。而他的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纲领性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若非以“兴趣散”为支撑，又岂可道他人不曾道，道他人不能道?兴趣散是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多方面开拓学术新局的坚实基础，也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和自由主义大师的有力凭借，那种株守于一隅缺乏多方面兴趣和才具的国学家难当此任。
       胡适的“信心汤”不仅表现于文学革命，同样贯穿于他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晚年，他对国民党的黑暗专制的批评不曾停止，50年代台湾《自由中国》事件使他严重受挫，但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心性和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并未丧失。晚年的他最爱吟诵的是顾炎武的诗句—“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得望河清”。
       可以断言，一个人离开校门，“开始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如果真能服用胡适先生诚恳相送的三味药，我们必能拥有一个充实、盎然而有贡献的人生。胡先生的知行合一而不是坐而论道的一生，连同他的有趣的“三味药”之说，堪称为一切不愿虚负此生者的人生指南。
       （袁冰摘自2007年5月11日《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