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的日语翻译，参加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30多年后，作为亲历者，他为我们重述了当时谈判过程中的点滴细节。
初抵北京
田中角荣1972年7月7日当选日本首相后，作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就是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用日本话来讲，就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总理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时机，就马上反应说，北京机场的大门对日本的新首相是开放的，随时都可以来。
我记得，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谈判成功不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名字。他说，我叫田中角荣，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其实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
周总理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达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走进会客室，田中角荣一定要给总理脱大衣。总理说，我是主人，怎么能要你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和总理开玩笑说，你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我应该给你脱大衣，这是对你这个长者最起码的礼貌。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没有多高学历（中专）的人，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从此以后，田中角荣就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晚宴惹“麻烦”
当天晚上，周总理设宴招待田中角荣一行。田中在酒会答词中说了一句话，使周恩来等许多在场的中国人很不满意。他说，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对这一点要表示歉意。这个“添麻烦”，在日语里是表示歉意很轻的意思。
当时是日方翻译翻的，总理就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总理就很不高兴。
第二天谈判的时候，周总理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残害，很多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欺负过我们，但是日本是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大。总理讲这些话时很激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这就涉及到重要问题了—日本侵华战争如何表述。中国就坚持，首先得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你侵略了我，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觉得自己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游览长城途中进行车上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还有一个警卫。我觉得，那一场谈判起了扭转的作用。
大平给人的印象是好人，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1910年出生，与姬鹏飞同岁，两人谈得很好。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22个月，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
他又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员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就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
凌晨两点多，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得作一个回答。那时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中日联合声明》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
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他说，“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职位比他高，所以背后都叫他“老头子”，这是日本的习惯。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很高兴，还鼓掌了。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
“外强”和“内秀”
9月29日下午，周总理决定陪田中角荣首相一行访问上海。
周总理坐的专机是前苏联的飞机，田中的日本专机是美国的飞机。田中说：“我坐你的飞机。”我记得总理跟他开玩笑说：“我的飞机没有你的好。”田中角荣说，“我让他们先飞上海等我们，我和大平、二阶堂三个人就坐你这个飞机。”总理说：“那好啊。”田中说：“大平君和姬鹏飞先生，车中会谈很成功，我还要和你来一次机中会谈。”
但是，一上飞机，田中就睡着了，而且他还打呼噜。大平外相觉得非常抱歉，就要拉醒他，总理把大平的手给卡住了，说：“他累了，你不要叫醒他，我同你谈一样。”大平说这是不对等的，应该总理对总理，外长对外长。但是，总理说：“我同你谈一样。”大平很高兴。
通过几天的接触，周总理对田中的评价是“外强”。日本人给田中角荣起了一个外号—“安装了电脑的推土机”。他要干的事一定干到底，而且很准确，像电脑控制。至于大平正芳，日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钝牛”，很温和，很踏实。后来总理的评价，我认为实在是太高明了，他说：“田中给人的印象是外强，大平给人的印象是内秀。”
大平能讲很多中文的典故、成语，还会作汉诗。大平把他写的汉诗给周总理看，总理说，没想到大平先生你这个政治家还会写诗，而且是写中国的古体诗。大平很得意，他说：“《
论语》、《
孟子》我都学，尤其喜欢诸葛孔明。”
大平还对总理说：“我这个人，我这个朋友你放心，只要我们两个人在日本还不倒下去，同你总理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一定贯彻到底，绝不中途后退一步。”然后，又说田中，“这个人是个粗人，但是这个人是极其敏感、聪明的一个人。他有一个毛病，听任何人讲话都听不到底。东京出发之前，我跟他说了，田中先生，你这次去见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啊，是伟大的周恩来啊。千万不要说我明白了，你千万不要打断人家，这样会很失礼的啊。我提醒他的话没讲到一半，他就说‘你讲的话我明白了’。最后我发现，来北京这几天他确实明白了，有一次你讲了40分钟，他还是强忍自己听完了。”
茅台和天皇
当晚，上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酒会。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举杯祝贺，田中那天喝了不少茅台酒，他很能喝。
晚宴的气氛很好，田中到各桌子上去，他都干杯，都是茅台。秘书就提醒他，这个酒55度你知道吗，这个酒，用火点着它，要冒火的，有人还点给他看，你现在喝的是火啊。田中不听，还训这个人，少废话，今天总理陪我到上海，我还不答谢他？茅台酒在日本有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二天，也就是30日，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总理追上去，又把田中拉下来，他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天皇陛下，出自总理之口，也只有出自总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之口。过去，天皇是一个禁语，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一个象征。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了，那你就得承认他的存在。
我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说做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调支持中国，就这一句话。
（于中强摘自《新民周刊》2007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