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
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
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进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在父亲眼里，即便是9岁的儿子，即便是能够背诵《
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
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当不在话下。
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
论语》外，须诵《
孟子》、《
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
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
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
论语》、《
孟子》、《左传》、《
大学》、《中庸》、《
诗经》、《
礼记》、《易经》、《
千家诗》、《
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
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20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原因是，在连载这部《水浒人物论赞》时，他每天既要出报,还要同时为几家报纸续写连载小说,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年幼时的阅读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
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
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
水浒传》读了20多遍。《
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
三国志》引人入胜。《
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儿苦功的。
曹聚仁的话不免令人生疑,一部书读上几十遍、上百遍，怎么还能记得呢?怀疑归怀疑，但我想，从他著作中透露出的学问看，书读得多、读得熟，应该是无需怀疑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
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
（关怡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8期，张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