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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与其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令人倾倒。
       1964年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他还说，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他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三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的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江青，在文艺界到处煽风点火，“棍子”遍扫。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他还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又如，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对此，周恩来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与其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
       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思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包括歌词、朗诵词的修改，都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周恩来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八场；周恩来完整地看了五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上演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当时，在北京连演14场，观众场场爆满。许多外国朋友建议把《东方红》成电影。
       1964年10月16日晚，周恩来陪毛泽东观看了《东方红》演出。毛泽东很满意，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要周恩来把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完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责任编辑：侯俊智，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