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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
       有一次老巴金坐在走廊休息，端端过来，想和外公合影。
       两个人坐好后，我说这样呆坐着不好，找个东西来看吧。端端就随手抓了一张纸头，我揿下了快门。
       我说：“好了”，端端就起身离去，纸头也顺便带走了。老巴金却坐在那儿发愣，他还想着那张纸上的什么事，根本忘了那只是一个道具。
       真是一个认真的老人。
       还有一些事，老巴金在老朋友马宗融去世后，收养了马大哥的一双儿女马小弥、马绍弥，这事儿老巴金从不提及，他觉得是应该的、很平常的；马小弥姐弟俩也不说，不想有“沾光”之嫌。过了三十多年，知道的人才慢慢多起来。老巴金的老友萧乾夫妇一九七八年请老巴金吃饭，只觉得马绍弥和老巴金的关系特殊，也不便打听。后来萧乾知道了真实情况，写文章讲到此事，老巴金在一九八一年给萧乾的信中订正说：“一、‘为党工作’。那两个孩子谈不上为党工作；就只用‘工作’两个字吧。二、‘收养下来’，不如改为‘有一段时期得到巴金爱人萧珊的照顾’一类的话。”
       另外在一九七六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因为对“四人帮”的鄙视和一些其他因素，社会上有姚文元是私生子的小道稍息，连老作家黄源也信以为真，辗转传到了老巴金那里。老巴金虽然吃够了“四人帮”的苦头，却很认真地找当年知情的朋友了解情况，并专门给黄源去信，指出此说不实。
       老巴金的认真，体现了他的人格，还有道德标准。
       噩梦
       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做噩梦。但老巴金做噩梦，却是“文革”时期种下的病根，一直折磨了他好多年。
       王西彦先生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是一九七○年在奉贤“文化干校”：
       “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噩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代出来。作为专政对象，做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文革”结束十年后，老巴金又听到了“样板戏”，于是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他在《随想录》里说，在梦中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掐他的咽喉，他不得不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摔得头破血流。
       时隔二十多年后，我拍下了这张老巴金午休的照片。但愿苦难永远不再来，噩梦才会永远不再来。
       生日
       老巴金小时候不喜欢过生日，他会“逃生”。到了老年，他也想“躲寿”，不过已经由不得他了。
       过生日会有很多朋友来，所以这一天老巴金家的大门是敞开的。还会有许多熟悉的记者，大家聚集在他的家中，与老巴金一道喝茶、聊天、拍照、分享生日蛋糕。后来老巴金住在医院里不能回家，也还是借用医院的一个大会议室，与朋友和记者们见面。
       一九九八年在华东医院过九十四岁生日，人来了很多，添了不少生面孔。简单的仪式之后，不少人开始拥挤起来，争着和老巴金握手、合影。看着场面乱起来，陈济(老巴金是他的姑父)马上决断，把老巴金推回病房去了。
       以后，这样的生日也没再过了。
       过生日的好处是可以见到许多好朋友。
       过生日的坏处是太累，完事后如同病了一场，要好久才能恢复。
       人们真诚地祝福他长寿，老巴金有时会说一句：“我已经长寿了。”人散之后再补一句：“长寿是一种惩罚。”
       卡拉OK
       老巴金对新鲜事物总是很感兴趣，新奇一点的小工业产品、电子产品他都乐于购买。一九八二年我去看他，那时候电动剃须刀是稀罕玩意儿，他有两个，是在北京开人代会时买的，后来送了一个给我。再如钟控收音机啊、语音报时钟啊，问世不久他就有了。
       “洋快餐”他也喜欢吃。有时他胃口不好，我就陪端端去给他买汉堡，不管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老巴金都吃得很香。
       有一年在杭州，我们住在西子宾馆，端端晚上觉得有点无聊，就邀请外公去宾馆的卡拉OK厅玩玩。不想老巴金竟一口答应了，真让我吃惊不小。我总觉得卡拉OK厅是年轻人去的地方，中年人不多，老年人更是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老巴金，去卡拉OK厅?简直不可思议。
       晚饭后稍事休息，我们便推着老巴金漫步来到宾馆的卡拉OK大厅，选了靠窗的桌子，沏上茶，听别人唱歌。过了一会儿，端端点了一首歌，上海文联的小祖陪她唱，端端把这首歌献给外公，老巴金很高兴。
       后来有人认出老巴金了，唱歌前特意对他说了一段祝福的话。 老巴金进卡拉OK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找东西
       老巴金以记忆好著称。几十年前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几十年前的人名、地名，他往往也能脱口而出。
       不过到了晚年，因为多病，做起事来格外吃力。比如给朋友们寄书，这是老巴金喜欢做的事，买书、打包、写地址、拎到邮局、检查、再打包，这件工作他做到近八十岁!我们以前在成都，常收到他亲自邮寄的中外名著，他想让成都的亲友们办一个小图书馆。当时大家只顾高兴’了，没有多想老巴金的劳累。
       一九八八年，老巴金八十四岁了，他给一位老朋友去信说：“前天寄上一本《随想录》的合订本，希望它早日送到您面前。收到和寄出这样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体力不行了，记忆力也开始下降，老巴金又不愿意用专职秘书，麻烦也就越来越多。在家里，他总要找东西。一封信啊，一份资料啊，总要找上半天。大家笑他：老巴金的时间都花在找东西上了。 久寻不得，他的精、气、神一下都没了，看了让人心疼。
       听电话
       　
       一九九○年十一月、老巴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由于听力衰退，他已经两三年不接电话了。不过，我们平时倒不觉得老巴金的听力衰退，但他确实听不清长途电话，可能是当时长途电话的信号不好。
       但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老巴金在接听电话，尤其是一九九二年他与曹禺通电话这一张，他笑得真有点“灿烂无比”。其实曹禺先生那边完全是“盲听”，因为他耳朵不好，又听不大懂老巴金的四川话，他们晚年面对面谈话都需要人翻译了。但只要听到相隔千里的老朋友的声音，说什么事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音”。
       后来，老巴金在一九九四年得了耳炎，确实听不清电话了。他在杭州与冰心通电话时，两位老人先听“音”，再由小林和冰心的女儿吴青替他们转述。
       但我一直有点纳闷：我们平时和老巴金讲话，他听起来并不吃力
       啊!观察了一下，发现我们总是习惯把话筒递到老巴金的右手，他也总是用右耳接听。一九九五年在医院里，接到冰心的一个电话，老巴金听不清，着急。我让他换左边试试，他一下就听得清清楚楚了，他的左耳听力没有衰退!所以，后来老巴金又用左耳接过好多电话。
       最后的属签
       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我到华东医院北六楼看望老巴金。他叫小吴(吴光强，是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拿出新到的《随想录手稿本》，颤颤巍巍地给我题了字。随后又要给张一等人题字，我看他手抖得厉害，便握住他的手写完了后两本。
       自一九八二年查出老巴金患帕金森氏症，他写字就越来越吃力，有时提笔如千斤。但他不愿放下手中的笔，坚持写作，完成了五卷《随想录》，还写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序”和“代跋”以及《创作回忆录》、《再思录》，还有很多书信。大家心疼他，劝他口述或录音，他一直不同意，因为他几十年的写作方式离不开笔。只是到了最后，确实不得已了，才口述了几篇文章，由小林记录。
       字越写越难，要写的东西却似乎越来越多：除了文章，还有必复的信件、每次新书的题签、每到一个地方给读者和新老朋友们的题签、确实不能不写的题词等等。但是手越来越不听使唤，有时候急得老巴金甚至用左手去拉扯右手。
       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方法，以减轻他的负担。一是请人代签。一九九四年底老巴金因压缩性骨折必须在床上平躺，无法写字；刚好他与夫人萧珊的书信集《家书》出版，好几个晚辈就承担起代签的任务。记得有小棠、端端，我手中的《家书》就是小棠代签的。二是握住他的手来写，这方法是我“发明”的。比如曹禺去世后，老巴金在悲伤之时要写东西，笔还没落纸就抖得很厉害，根本无法写字。我轻轻地握住他拿笔的手，顺着他的笔力移动，这样手不抖了；该停笔时我就帮他顺势提起来，免得在纸上润成一团。我们这样合作过多次，都挺顺利，老巴金也乐意，既好又快。只有极个别时，我把他要写的字弄错了，于是我们各自使的劲就会在手上打架，那就得停下来“统一思想”了。
       我不希望《随想录手稿本》是他给我的最后题签，我还想有一天能再与他“合作”一次，握着他温暖的手，跟着他的思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