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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将领，一支装备和训练都低劣得不能再低劣的队伍，他们将靠什么来战胜那支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创造长征恢宏史诗的人，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硝烟遮不住年轻的面孔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核心。是时，毛泽东度过他第41个生日才不到一个月。在今天，这不过是一名团级干部的正常年龄。
       在毛泽东左右，是一批同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年轻的红军领导人。这一年—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37岁；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43岁；堪称年高德劭的总司令朱德，当年也不过49岁。
       在他们身后，是更加年轻的红军将领。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28岁；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36岁；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30岁；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37岁；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28岁；邓萍，红3军团参谋长，27岁……
       红军时期，军级干部平均年龄大约为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平均为25岁。长征开始那一年，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才18岁。他所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也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官兵们的平均年龄恰好与肖华的年龄一样。他们生命的花季本应和今天喜欢梦想的年轻人一样美丽如诗，只是血雨腥风使理想信念的花朵更早地开放了。
       与国民党中央军中普遍受过正规西式军事教育的军官队伍不同，红军将领中，除了刘伯承、林彪、左权等少数一批人拥有正规军事教育的背景外，多数红军指挥员包括毛泽东本人，几乎都是从战争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鲜血和炮火的战场就是他们学习战争进而掌握战争艺术的课堂。
       他们所率领的更是一支刚刚放下锄头、绝大多数都目不识丁的农民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8．6万人共有枪支33244支，平均每支枪不到56发子弹。即使加上6101支梭镖和882把马刀，也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红军士兵是赤手空拳踏上远征的。有相当多的士兵都是在紧急“扩红”中召来的新兵，甚至未来得及进行起码的军事训练。
       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而险些陷入重围的中央红军，靠着红军将士们的空前勇敢，最后杀出了一条绝地逢生的血路。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此时，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红军与国民党军之比为1∶5。
       红军，面临长征以来最危险的境况—倘若被阻断在湘江东岸，就将陷入敌人的重兵围困。 危急关头，年轻的红军将领们一马当先—
       率先渡过湘江固守脚山铺的红4团三面受敌，后来担任过共和国第五任国防部长的团长耿飚不顾身患疟疾，举起马刀冲向敌人，团政委杨成武也率部反冲锋，腿部中弹。这一年，耿飚25岁，杨成武20岁。
       数十里外的光华铺，上演着同样残酷的血战。仅3军团10团，就顶住了敌人的1个师又1个团的进攻。战斗最激烈的30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又牺牲了。战斗最激烈的阵地，就是红军指挥员的岗位，战士们“都是跟着营团首长们的背影冲锋的”。
       整整三天三夜，红军在南北两面顶住了敌人潮涌般的进攻。阵地，都是在打光最后一个人之后才丢失的。
       殿后的5军团34师、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是役后，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人。
       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指出，大量指挥员的牺牲，说明了战斗的惨烈程度。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牺牲的以及受伤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都是在冲锋时中弹的。
       “彭总都在第一线，谁敢不上？”提起长征中的红军将领，老红军方国安首先想到的，就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激烈的娄山关战斗，彭总就在前线指挥。参谋长邓萍劝他往后撤一点，他说：“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
       几天之后，26岁的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了遵义城下。这位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过平江起义的年轻将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战将。
       在长长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
       1935年7月，红25军在冒雨渡河中遭敌突袭，政委吴焕先亲自率兵直插敌侧后，被子弹打中胸部，他按住胸口继续指挥部队冲锋，直至把敌人截成两段。胜利的号角吹响时，还差1个月才满28岁的吴焕先停止了呼吸。
       军一级将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身先士卒地冲锋，即使是冷兵器时代也十分罕见。然而，在红军长征中，这样的情景却司空见惯。聂荣臻生前曾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在这些红军指挥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毛泽东重掌指挥权的第一场战斗—土城之战，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上一线指挥。后来与朱德一起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也都出现在激战的阵地上。
       长征路上，红2军团5师师长贺炳炎右臂中弹，只剩下一点皮连着肩膀。没有截肢工具，医生找来一把木工锯。将军担心使用吗啡会影响自己日后指挥作战，命令卫生员把自己捆在门板上，让医生动手。仅仅6天后，这位勇悍的红军将领又出现在了阵地上。
       红5军1师师长彭绍辉在反“围剿”战斗中失去左臂。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战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独臂骑射。出院后，周恩来特批他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长征出发时，他担任少共国际师师长。
       在遵义会议上力推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的王稼祥，带着重伤走完了长征。1933年4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之后，便一直用一根橡皮管将脓液排出体外。到达陕北后，美国籍医生马海德检查他的伤口后惊叹：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余秋里，独臂；晏福生，独臂；钟赤兵，独腿……没有人能够具体统计出一代长征战将到底负过多少次伤，更没有人能够统计出，直到一代长征战将辞世，身上仍有多少弹片未被取出。
       他们仍在创造历史
       1937年9月25日，由红军1军团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敌1000多人,一举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率部强渡大渡河的红1团团长杨得志和率部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政委杨成武，以及另一位长征中的团政委杨勇在平型关战斗中“三‘杨’开泰”。杨勇在战斗中臂部中枪，仍率部奋战。两年后，杨成武指挥部队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那一年杨成武25岁，而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52岁。
       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20师设伏雁门关，毙伤敌500余人，数十辆日军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端枪冲在部队前面的716团团长，就是后来的独臂上将、当时24岁的贺炳炎。
       又过一天，八路军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当时的769团的团长，是19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一生负过四次重伤，三次子弹穿过身体。
       长征，走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李先念、杨尚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元帅中的9位经历过长征的考验。1955年授衔时，10位大将平均年龄51.7岁。55位上将平均年龄45岁左右，肖华上将只有39岁。
       强渡大渡河的勇士孙继先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而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元帅，则成了我国尖端科技的奠基人。
       长征胜利25周年的时候，聂帅亲自选址，特地把我国的一处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当年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大凉山中。 当一枚枚火箭从这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乳白色箭身上那醒目的标志：长征。
       （高正扬摘自2006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