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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问苏拉：“爸爸，等我到了天堂，也会这么孤独吗?”苏拉说：“到了天堂，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天使。不过，天堂很冷，我们都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结识图穆卡，是在乌干达本地员工的一次家庭舞会上，刚来的这段时间我的语言不流利、业绩不突出、生活不习惯，心情处在低谷。我愁眉苦脸地贴墙坐着，与欢歌笑语的气氛格格不入。
       “你怎么不去跳舞，不开心吗?”不知什么时候，旁边多了一个身穿白色公主裙的女孩，鬈鬈的头发扎成很多股小辫子，有些辫梢点缀了贝壳，黝黑的皮肤衬托着美丽而真诚的大眼睛。
       交谈中，我得知她叫图穆卡，才12岁，是个孤儿，我的黑人同事苏拉是她的养父。她一边说话，一边情不自禁地随音乐的节拍摆动脑袋。
       见我有点心不在焉，图穆卡像个大人一样，关切地把小手放在我的额头试体温。“我很好，只是工作上有些小问题而已，别担心。”我握住她的手，心底是隐隐的感动。她从一根辫梢上解下一枚精致的紫贝壳，放在我的手心，坦诚地注视着我：“也许它能让你开心点儿。”
       那次舞会后，我很久都没再见到图穆卡，那枚紫贝壳也被丢在抽屉里，渐渐淡忘。
       苏拉一连迟到了几次，主管问起来，他每次都说女儿病了。我们在一边偷偷发笑：黑人就是笨，连编谎话都毫无创新。人事部门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苏拉再迟到一次，就要将其辞退。苏拉终于不再迟到，除了有点魂不守舍，工作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那个月底，他竟然得到了主管奖励给他的几万先令(约合人民币几百块钱)，他眼含热泪地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我们知道，这是他给予我们的最高礼遇了。
       他的妻子帕莉把方正的院落打理得干净整洁，推开屋门，长凳上由大到小坐着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其中就包括图穆卡，她似乎很憔悴。一看到我，图穆卡高兴地走上来牵住我的手，我弯下腰想拥抱她，苏拉竟有点紧张地将她拉开了。
       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特产香蕉，还喝了好几杯帕莉自酿的香蕉酒。大家谈笑风生，我开玩笑地问：“是哪个孩子经常生病啊，我可略通医术，让我瞧瞧好不?”
       图穆卡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是我，不过你可能救不了我，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
       “啊？！”几乎所有在座的中国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包括我。我环抱着她的手臂倏地渗出冰冷的凉意来。
       图穆卡知趣地领着比她还小的妹妹退了出去，席间一片死寂。
       苏拉红着眼圈给我们讲述了图穆卡的悲惨遭遇：她的父亲是个十足的恶棍，并不知道自己已在花街柳巷染上了艾滋病，酒后照样对图穆卡的母亲拳脚相加。不久，图穆卡降生了，医生判断她大概能活到十几岁。她4岁时父母相继死去，好心的苏拉收养了她，发誓要让她在爱的氛围里度过短暂的生命。
       然而，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小图穆卡不可能得到正常人的快乐。为了增强免疫力，她每天都要吃四种不同的药片。在学校里，老师常朝她喷洒各种消毒水，同学做游戏不让她靠近，邻居也禁止孩子和她交往……她唯一的娱乐就是坐在屋外大树的垂藤上荡秋千。
       她曾问苏拉：“爸爸，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是不是也躲着我，我也会这么孤独吗？”苏拉倍感心酸地吻她的额头：“只要你勇敢地挑战病魔，到了天堂，你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天使。不过，天堂很冷，我们都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大家无声地抽泣，我几乎无法把那个曾给我试过体温的女孩和故事里的孩子联系起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刚要抱图穆卡时苏拉会阻止，他是怕不了解艾滋病的人有忌讳。
       屋外传来两个女孩子的欢声笑语，她们在树藤上荡秋千，衣裙随风飞扬，那么满足，那么阳光，她看不见死亡的阴影，对世界充满发现的惊喜和探索的向往。
       从那以后，我一有时间就带图穆卡去市中心玩儿。一次，我给她买了一小筒薯片，她吃了几片就带回去。我问：“你不喜欢吃？”她笑笑，不吭声，用裙角把筒身擦了又擦。下午一到家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小筒，把薯片分给哥哥和妹妹，还特意给苏拉和帕莉留了几片。她回过身对我说：“一直都是他们把快乐分给我，这次轮到我分给他们。”
       图穆卡有点臭美，喜欢在小辫子上装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心血来潮，教她如何把三角梅碾成红泥染指甲，后来才发现她的小黑手配有颜色的指甲一点都不好看。我笑她，她也不恼，还索性把脚趾甲也染了。
       还有件奇怪的事，在她所有的贝壳里，再也没见第二颗紫色的贝壳。我好奇地问她，她平静地告诉我，那晚送给我的，是她最珍爱的唯一的一枚紫贝壳，因为那是一位意大利女医生送给她的。女医生来自国际援助艾滋病患儿基金会，她不但送给图穆卡很多免费的药品，而且用心理治疗帮她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她听说图穆卡最大的愿望是看大海，就自费带她去了东非最美的海滨城市蒙巴萨。一年以后，女医生病情恶化、奄奄一息，图穆卡方知她已身患癌症多年。临死前，她送给图穆卡这枚很稀有的紫贝壳，让她带着自己的祝福乐观生活、挑战艾滋病、直面死亡。
       我把那枚非同寻常的紫贝壳交还给图穆卡时，告诉她：“你比它更让我感到开心，可它对你却意义深远，好好保存它，记住医生的话。”
       图穆卡的书包里藏着一张她的亲生父母的照片，揉得皱巴巴的，图像也很模糊。我试探着问：“你恨他们吗?”
       “爸妈去世时，我觉得我迟早和他们一样，像牲畜那样被打骂受虐待，最后在没人理会的角落作别世界……苏拉爸爸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亲情，女医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奉献，你又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友谊—这一切还不够吗？上帝给我的够多了，我感激这一切，我会尽力长久地开心地活着。要知道，在这个国家，很多得艾滋病的孩子连一片药都没吃过，就无声无息地死了……”
       我曾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杀伤力能比得上艾滋病，它像吸血鬼那样将人的活力和斗志吸吮殆尽，直至万念俱灰，成为行尸走肉。然而，年幼的图穆卡却面对曲折的遭遇，用强大的精神和毅力对抗着不治之症。她不曾控诉、不曾呻吟，反而对生命满怀感激，试图用快乐感染他人，如同游弋人间的天使。
       这个黑人小姑娘沿途撒下的尽是隐忍美妙的花种，它们必将绚烂整个世界。
       （水云间摘自《知音女孩》2007年第1期，安玉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