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中，潘光旦是一个暌违已久却不容淡忘的传奇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融会文理，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和翻译家，更因为他至纯至真的个性和人格……
爱书藏书:最大的乐趣
潘光旦爱书如命，早在学生时代，钻图书馆、逛书库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美国留学期间，每个月80元的津贴，他省吃俭用，一有余钱就逛犹太人的旧书店用半价买回一些书。这些书中最珍贵的是一部《达尔文全集》，这套书当时在中国绝少有人私人收藏，而一个穷留学生却倾其所有把它买了回来。回国时，船到上海码头后，他口袋里仅剩下一块钱。
早在1932年，他还在上海教书时，一二·八事变日军入侵上海，潘光旦携眷逃入租界，但他忧心自己的藏书，费尽周折，终于把藏书运离危险地带。
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中国谱牒学研究的，因此在优生和家谱两类书籍的收藏上，他有目的、有系统地苦心张罗，收集的数量非常可观，按他自己的话说，在国内藏书楼里找不到一个对手。
在清华教书期间，潘光旦的书房叫“葫芦连理之斋”，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1936年时，潘光旦住的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门前院子里种的葫芦藤，千载难逢地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两边完全对称，长得特别好看。这对葫芦也一直被他珍藏。以后他的书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存人书屋”，大概与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
潘光旦的书房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与之探讨、求教、聊天的朋友、学生不断。来访问他的人络绎不绝，朋友、同事、学生，最多的还是学者，谈话的内容海阔天空，包罗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间还常常穿插着潘光旦的大笑声。
私淑霭理士，一片新天地
潘光旦20岁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清华的藏书十分丰富，他发现了霭理士的六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当时这部书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房子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19世纪末英国社会对性问题存在各种偏见，不仅不能阻止书的流传，反而更引起读者的注意，霭理士曾经预言:“你们可以举火把我的书焚毁，但它们的浓烟烈焰将化为下一代人的道德灵光。”潘光旦为了借看这套书，费了不少周折。
读过这些书后，当时的他就颇为自豪地以一个性方面的小权威自居，不少同学也拿一些自恋与同性恋的问题向他讨教，他也就不客气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后来他又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由于他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发现了明末一个奇女子冯小青，对照弗氏著作发觉冯小青的表现是影恋的绝妙例子，于是就借梁启超催交“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报告之机，写了一篇《冯小青考》以后扩充成书出版。这是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第一次研究尝试。
潘光旦虽然不认识霭氏，但他自称是霭理士的私淑弟子。抗战军兴，学校迁到昆明，1939年11月他才正式开始翻译《性心理学》，两年后译完。
对于性教育，潘光旦认为:“性是人类最大的原动力，而中国人看得太小，只认为是男女关系，同时又看得太神秘了，所以就忽略了性的重要。”这也是他翻译《性心理学》的本意。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潘光旦晚年眼睛高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据他的亲人们回忆，由于视力很差，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造成误会，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
他为人极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性格也相当活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道情歌，而且是用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
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道:“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拐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
在“五四”前后学人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而梅贻琦则赞扬他秉性温和忠厚，《
论语》上所说的“温、良、恭、俭、让”诸多美德他都当之无愧，是“一条硬汉”。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潘光旦一生唯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母亲的死使他悲痛不已，他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跟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一次是1958年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他表达感情与别人很不同，哭过后马上可以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她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过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
学者之死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入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
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身体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
叶笃义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是Survi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大夫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冲他大叫大嚷。潘光旦受不了了，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a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叶笃义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在那种情况下，医生却不负责任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质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
1967年6月10日夜，回家9天之后，潘光旦请保姆向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李义凡摘自《光旦之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