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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前，手表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每个小伙子都必须讨老婆，手表和自行车、缝纫机合称“幸福三大件”。但当时鲜有小伙子能凭自己的能力买得起。并不是那些小伙子特别懒，而是因为当时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扼杀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产出越来越低，收入水平也就不高。
       来自上海的知青则拥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他们的家庭一般可以为他们寄去一块珍贵的手表，满足他们的炫耀本能。所以这些上海知青在冒着炎炎烈日割水稻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将带有手表的那只手高高地举起，同时伴随着一声埋怨：“今天真热呀……”于是，无论是城市的“小芳”还是农村的“小芳”，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当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据说成本只有不到30元。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口口声声的“控诉资产阶级暴利”的真诚，我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别人的暴利，绝不反对自己的暴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各个省份才开始被允许生产手表，于是，“庐山牌”手表虽然只卖60元一块，但是效益却好得令人眼红，只有官员的子弟才有可能进厂工作。
       后来，日本的电子表冲击了手表市场，但绝大部分是依靠“走私”进来的。虽然政府花大力气打击走私，却基本上无效，因为有能力走私的，大部分未必是老百姓。后来走私实在太猖獗，以至于电子表卖到5元一块，同时手表的替代品出现了：BP机和手机都具备计时功能，而更具备炫耀功能，于是走私停止了，人们的福利却大大增加了，手表就这么从“三大件”的舞台上退休了。
       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价格，越高，有能力购买的人就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很高的评价。垄断企业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产品的价格越高，成交量就越少，消费者剩余大都转化成为了生产者剩余，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无谓损失”。垄断者因为已经达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均衡状态，所以并没有动力降低价格，他们更有动力维护垄断地位。如果媒体、法律和学者的知识也在他们的垄断势力范围内，那么他们这种维护垄断地位的行为，就会被制造出足够的“理论依据”和“行政依据”。制造这些依据的人，只要社会福利损失的阴影不会笼罩到他们头上，他们就会真诚地为垄断辩护。
       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是由供需双方共同确定的。垄断企业无法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但是可以确定自己的边际成本。“企业垄断地位越稳固，边际成本就容易偏高，企业的浪费现象就越严重。边际成本越高，确定的价格就越高，该产品越显得像奢侈品。而奢侈品的需求弹性很大，意味着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手表对当时的结婚青年而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小两口和老两口用吃咸菜的代价积蓄，以获得那“三大件”带来的幸福感觉；要么就是结婚缺少三大件，沉浸在对它们的遗憾之中。无论是哪种情况，老百姓的幸福，都因为与征税同效的垄断而减少。
       所以结论很清楚：“上海牌”手表经历了奢侈品、必需品、低档品三个阶段，原因是，竞争以及替代品的出现导致其价格下滑，国民收入的提高导致其地位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该产品增加社会福利所做的工作是：允许其他厂商与垄断厂商竞争、“假打”走私、鼓励BP机和手机的发展。说得更简单点：政府对幸福征税的税率下降，就导致了更多的小伙子有能力买“手表”献爱心。
       新的三大件据说是房子、车子和文凭。目前怨言最集中的是房子，所以最值得关注的也是房子。
       目前的媒体有个奇怪的论点，好像坚信房价是“忽悠上去”的，于是需要“忽悠下来”。于是政府的主要精力就是打击投机分子唯利是图，媒体的主要精力就是配合着往下“忽悠”。而买不起房的潜在消费者则在这种“单向忽悠”的狂轰烂炸之下晕头，拾起来自传统文化的对“奸商”的仇恨，当做自己的判断依据。于是，那些向“奸商”开炮的“学者”都被看成是“良心”的代表，于是大家都将期望寄托在这些“学者”身上。
       其实这些“良心学者”一套房子都不供给，所有的房子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供给的。这些“奸商”受到的打击越激烈，其垄断程度只会越高，房价也只会越高而不是相反。这与当年打击手表“走私”的效果有些相似，走私越烈，老百姓的消费欲望越容易得到满足，而垄断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消解。所以，这些“学者良心”的方向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也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住房改革以前，城市的房子是由“单位”提供的。但是这些“单位”只会关注单位内的人，不会关注单位外的人。于是，那些没有任何“单位”的人，没有机会责怪奸商的唯利是图。只怪自己“命”不好，只怪这些单位太小、太少。
       支撑房价高企的力量来自需求者的评价。需求者的评价来自人人都具有对更高福利的追求本能。所以，最有效打击房价的因素是让消费者欲望减退。比如反复宣传住小房子光荣、住大房子可耻；宣传几代同堂光荣，小两口与大两口分室而居违背人伦道德；其他围魏救赵的方法还包括假借美化城市环境，将居无定所的流民都赶回农村；等等。只要这些工作落到实处，那么一定会有效地降低房子的消费潜力。当然，更直接的方式是找个理由，将住大房子、好房子的人通通赶出来。那么人们不但不愿意买大房子，甚至不敢住大房子。那么住小房子的人就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政府、“良心学者”和媒体对投机者的指责隐含一个逻辑：这种“炒作”导致房价一直上升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其实相当于“泡沫”，导致人们消费的“不理性”，使得低收入者买不起越来越贵的房子。于是，征收交易税的目标是打击投机，将房价“压下来”。
       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炒房者买了房子以后，房价涨幅超过房租涨幅太多，出现严重泡沫，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是将房子卖掉，自己租房子住，这将有效约束房价涨速；那么生产者的理性选择是更多的投资商会将资源集中到这个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行业，房产商会供给更多的房子，这也会将房价涨幅压下来。这个过程，政府什么也不用干，一切都会自然发生。但是政府对二手房征收交易税越高，交易量就越少，房价涨幅就越容易超越房租涨幅。
       北京、上海有一部分房价上涨的因素是外资“热钱”，他们“赌”人民币升值而提前进人，问题在于他们“赌”对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是人民币自由兑换，而不是将房价“忽悠下来”。
       如果房子不涨反跌，亏的是购房者自己的钱，他们并不会为此找政府的麻烦。如果炒房者买房子使用的是贷款，那么该担心的是银行而不是政府。如果人们可以赖账不还，那么问题存在于执法环节而不是炒房环节，因为其他的贷款也会面临赖账不还的问题。
       
       我不会去指责“暴利”，因为对暴利最有效的指责是消费者变成投资者参与投资，分享暴利。这种参与一定会导致价格下降。而真正值得指责的，是政府对参与竞争所设置的障碍。
       我也不愿意指责房产商的成本，因为在竞争条件下，成本高的企业会被其他唯利是图的企业所淘汰。所以，降低成本是企业自己最关心的事情，无须消费者和学者多管闲事。但是中国房子的成本则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土地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唯一供给者。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持有者所在意的，并不是垄断或者竞争对降低“无谓损失”、增加社会福利的效率，在意的仅仅是雁过拔毛的效率。
       我更不愿意去指责“投机”，因为投机者事实上是用自己的钱承担投机失败的风险。那些因为投机而赚了钱的人基本上都在媒体的注意力范围内，而那些因投机而亏钱的人，媒体并不关注。因为从他们身上，媒体很难捞到多少“红眼病”读者的注意力。
       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的问题，是收入能力问题，由于收人能力低，一切消费品都显得太贵。在农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房子盖得也很舒适。某个地区的房子破旧，原因是当地的生产力落后，并不是因为当地房产商的心太黑。手机1万元一个的时候，低收入者何必要省吃俭用买个手机来炫耀呢?又何必因此指责手机商的心太黑呢?为何不考虑租机来替代买机呢?所以问题的关键要检讨是什么约束了人们收人能力的提升。
       政府如果真想将房子提升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那么所应该做的，与提升手表的社会福利方案类似：1．鼓励更多的房产商参与竞争以压低价格；2．退出地产的垄断地位，对幸福，少征点税；3．放弃更多行业的垄断地位，降低税率，以鼓励私人在这些行业增加投资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反，如果政府死死咬住幸福征税，那么征税的效率越高，新婚夫妇的幸福感就越少。
       千万不要指责购房者“不理性”，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不动产的保值能力。购房者之所以用房子保值，是因为产生了对货币贬值的预期。黄金近来升值到26年来的最高点，也在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着这种预期。当然，房子要能够担此重任，是建立在对政府的稳定预期基础上；因为购房者希望：政府最终会将房产那“70年短命使用权”延长为永久性使用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年杜少陵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期望，表达了茫然。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追求的一直就是“安得官邸千万间，大庇天下官员俱欢颜”。而改革开放以后，私有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才有效地提升了平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而且他们一直在努力!我们不是要打击他们的努力，而是要为他们的努力扫清障碍，包括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