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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1岁半因药物而致双耳全聋，在托儿所里总是孤零零地蜷缩在墙角哭泣；她3岁半才开口说第一个词，8岁竟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16岁成为中国首位聋人少年大学生；她21岁被评为首届海内外最有影响力的时代人物，留学美国，24岁时被哥伦比亚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生。
       她，就是周婷婷。
       给我“布达”
       3岁半的时候，我还是什么话都不会说，连爸爸妈妈也不会叫。全家人无数次指着鼻、眼、嘴，在我的耳边焦急地大喊，我却常常不理不睬。
       奇迹发生在一天的下午。那天我想要吃饼干，就一如既往地把手势打了出来。奶奶自然明白，却把饼干盒放在了一边。她拿出一块饼干，对我说：“饼—干—”我伸着小手要，奶奶铁了心就是不给。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为了吃到饼干，我只好模仿奶奶的口型，但还是没有如愿。那时我还不知道，动动嘴巴和发出声音根本就是两码事。我们俩僵持了大概40分钟，就在她即将放弃的一刹那，奇迹出现了，我流着眼泪喊出了极其含混不清的声音：“布达。”
       全家人愣住了，爸爸妈妈激动地冲过来，一把抱住我。奶奶更是老泪纵横，赶紧把一块饼干塞到了我手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接连喊了好几次“布达”、“布达”。最后，整个饼干盒就被我抱在了怀里。
       我明白了“说话”的含义，原来在这个我以前从未感知的语言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名称呢！我开始进入语言的美妙世界。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在公共汽车上，爸爸妈妈常常和我开心地交流。懂事之后，爸爸才告诉我，当我发出古怪的声音时，汽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不由自主地以奇怪的、甚至是嘲笑奚落的目光盯着我们。然而，爸爸妈妈却置之不理，继续和我大声说着笑着。等到我们下车时，那些目光常常不知不觉变为敬佩和欣赏了。
       我对识字说话的渴望，就像被压抑已久的活火山一样，突然爆发。6岁时，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并能轻松地阅读报纸上简单的文章和亲人的书信了。
       用圆周率证明自己
       1986年，我6岁了，爸爸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让我去读普通小学而不是聋哑学校。他相信我能做得到。
       老师特意安排我坐在第一排。意想不到的是，陪我来的奶奶并没有离开教室，而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小椅子上听老师讲课。于是，班上出现这样特殊的场面：一个耳戴助听器的6岁聋女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前一后地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直到我小学一年级结束。
       有一天，爸爸买来了海伦·凯勒的自传《我的生活》。他被书上的内容深深打动，沉浸在激动之中的他还发现了一点：海伦的生日是1880年6月27日，与我的生日几乎刚好相差一百年。他说，我也许就是海伦·凯勒的“转世”。
       我呆住了，好像看到了希望之神突然降临在自己身边……有了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我突然变得信心百倍。
       爸爸跟我讲了一个重大计划，让我“做一件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千位数字，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说，这样就可以证明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还是能做到！“你就可以好好地争一口气！为聋人同胞们争光！”我听得热血沸腾，激动地说：“好嘞！”
       背出一千位数字并不容易，我们采取了迂回战术。因为以前练过“快速记忆法”，通过一个个幻想的小故事，我一天之内就将一百位数字背了下来！十天过去，我用十个小故事轻松记下了小数点后一千位数字！
       虽然是聋人，我却做到了普通人都做不到的事！天下还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呢！
       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1996年11月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盲人同学筝。我和她的相识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人安排好了似的，一见面就特别投缘。一般人认为盲人与聋人无法交流的情况在我们身上根本不存在，因为我会看口型。而且我发现全班同学中，筝的口型我最容易看懂。筝也很兴奋地告诉我，我说的话，她也全都能听明白。我有了一个可以当我耳朵的筝，而筝，也多了一个可以做她眼睛的我！就这样，“海伦·凯勒号联合舰队”诞生了！
       我们成了最佳搭档！学校没有盲文课本，每次上课前我都会把课本里的内容读给筝听。到了上课的时候，筝就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做笔记。课后，她再把老师课上讲的内容给我复述一遍。
       看口型难免出错，所以我们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来。有一次，我们谈到了一位老师张教授。她说：“张教授是老学究。”我盯着她的口型，一怔，很惊讶地问：“什么？张教授要退休？”
       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1997年夏天，全班同学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主权交接仪式的现场直播，筝给我复述解说词。当她说到“英国方面前来参加仪式的有：王子查尔斯、首相布莱尔……”我大惊，高声问道：“什么？英国首相不来了？”
       后来，新来了一个同学梅。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位相貌、口才、书法、主持样样出色的女孩，居然有严重的自卑心理。自卑导致了她对周围事物的不满和抱怨，没有一个同学喜欢她。为了帮她，我们有了更多交流。我才明白，原来不只生理有障碍的人需要社会帮助，心理有障碍的人也同样需要。
       来到“聋人王国”
       2001年，我考入世界上最好的聋人大学—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加劳德特大学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为聋人和重听人开办的综合大学，被誉为“聋人王国”。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聋人精英，都汇聚到了这里。
       第一天中午，我随中国同学到食堂吃饭，旁边一个陌生的外国同学向我打着手势，嘴里还说着什么。我傻眼了，不知该如何应对。环顾四周，几乎所有同学都在打着手语，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与同学们交流。说英语吧，我口语比较薄弱，更别提看口型了；打手语吧，我上的是普通学校，完全不懂手语，而且世界各国的手语不一样。
       为了能尽快和别人顺利交流，适应新环境，我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美国手语。中国同学告诉我一个学习手语的好办法，就是多与别人交流，这样会学得又快又好，远比上手语课效率高得多。很快，我就有了一些新朋友。每次与他们交流，我都努力地打着笨拙的手语，他们很有耐心，特意为我放慢打手语的速度，好让我跟上他们的语速。
       我们新来的研究生们，在学校安排下看了一部很特殊的电影。电影讲述的是加劳德特大学建校一百年来，在学生们的呼吁下推举出一位聋人校长—金·乔丹。他当选时，全校聋人为之欢欣鼓舞！看着这部电影，我心里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我以前从未想到，聋人完全可以不要别人的帮助，掌握自己的命运！金·乔丹校长当选后，还说了一句名言：“聋人除了听，什么都可以做到。”
       还有一次，我和两个新朋友去游览华盛顿。她们一个只会美国手语，一个只会说中文，我成了两个人的翻译，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打手语。没过一会儿，我就头昏脑涨了。聋人朋友生气了，打着手语说：“婷婷，你翻译不够认真，不够全面。”
       我愣住了，赶紧打着手语辩解：“我已经尽力了啊！”
       她说：“我需要的是一字一句的翻译！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给我翻译的，却只是个大概，这不公平！”
       不公平？我怔住了。要知道在国内，很多人一起聊天，或者开会讨论的时候，只要有人能主动告诉我他们所说的内容，哪怕是高度概括的寥寥几句，我就会心存感激了。
       这位聋人朋友接着告诉我：“聋人和别人一样，享有听到每一个信息的权利啊！”我这才明白过来，的确，我周围的手语翻译都是逐字逐句地为聋人翻译。这样才是对聋人的尊重！
       2004年，我同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录取。秋末，我成了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据我所知，波士顿大学以前还没有招收过其他国家的聋人学生。我以一个国际聋人学生的特殊身份，走进美国普通大学生就读的校园。我知道，人生的又一次挑战开始了！
       （王琦摘自《墙角的小婷婷》，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