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现有的新闻栏目里，只有《新闻调查》如此明确地提出以记者的调查行为和采访来完成节目，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倡导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新闻调查》明显的外化标志。现场的调查采访是节目由前期的策划进入到真正现场实施的阶段。尽管从调查的角度看，编导、摄像师、录音师也是记者，大家都在采访，但是由于出镜记者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出镜记者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既是质疑者、交流者、见证者、验证者，又要和当事各方进行全面的、直接的交流，引领观众“亲历”调查全程。记者的任务，不仅仅是采访，还要有现场的发现，有亲身的体验，有细节、有行动、有物证，直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这样说：《新闻调查》的记者显现出职业化特征，这表现在对采访现场的控制和采访对象的交流上；在提问的水平上，《新闻调查》的记者越来越表现出个性，这会让观众对他产生出信任。
《新闻调查》对记者有特别的要求：
第一，质疑的精神。《新闻调查》的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
第二，平衡的意识。《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第三，平等的视角。在《新闻调查》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
第四，平静的心态。《新闻调查》的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所有进行调查的人物和事件都有问题；所以他们有这样一句话：质疑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在《新闻调查》逐步成长的六年里，培养了和正在培养着大批成熟、优秀的品牌记者，从王志、董倩到杨春、柴静，他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特点，在《新闻调查》中为广大观众所熟识、所接受，也为《新闻调查》不断输入新的血液，增强了《新闻调查》的专业性和可视性。
王志
王志，被《新闻调查》制片人称为“中国调查节目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品牌”。荧屏上的王志，给人的印象是冷静沉着、饱经沧桑又睿智机敏，甚至他质疑的目光、探询的身姿，当然还有他良好的文化修养，都是《新闻调查》这样大型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所需要的，他独特的个性很好地体现了《新闻调查》追求深度、厚度的品质特征。
谁也没有说王志是一夜之间由黯然晦涩突然而变得金光灿灿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每一次的采访，王志都在铺就自己成功的台阶。不要小看这样的采访经历，这样与各色人等的交锋，完完全全是一种智力的角逐，心智的比拼，记者所得到的不仅仅是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价值的感觉，那些对新闻的更深层次的剖析只能来自对那些事实的更深认识和感悟，王志则因为有了那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垒砌起来的基础，显得内涵深邃，后劲十足，似乎有些愚钝的外形留给我们的是大智慧。
王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全身心地投入，做得好的节目能看出这样的特点。他总要探一个究竟，有点怀疑；因为怀疑，使对方要表白自己，这种状态能调动别人谈话的欲望，调动人家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与那个组织偷渡的蛇头的斗智斗勇，与敢于打破蓝田神话的小人物刘妹威的对话，对那个居然杀死生身母亲的中学生徐力内心世界的探究，直到他戴上大口罩，来到广州SARS疫区对病人和医务人员的采访，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新闻调查》前任制片人赛纳这样评价王志：“衡量一个记者到底怎么样，成熟不成熟，在现场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在现场的控制力怎么样。这个控制力从王志身上分析，是他体现出来的从容，这种从容不简单是一个坐态、面目表情的从容，而是心态的从容。”“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这是王志面对每一个采访者的态度。如果说栏目的成熟以主持人的成熟为标志，那么观众在期待《面对面》的同时，也期待着王志质疑风格的闪光。
王志最大的成功是质疑。王志把质疑作为新闻的切入点，不断地刺激被采访者，也不断刺激观众把节目看下去。在传统的新闻观念里，我们习惯于发问，就是把问题准备好去问被采访者，可是多少年下来，我们觉得乏味了，而且更多的发问更多的回答并不代表真诚；其次，在社会观念的更迭中，透明度是这个社会百姓所需要的观念，电视媒体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去反映社会的透明度，透明度能形成观众的共鸣；最后，以质疑的角度切入节目，并在节目中贯穿始终，环环相扣，更符合观众的心理，更让人相信节目的透明度和被采访者说出的真相。所以王志的质疑成了一道风景线，成了节目的灵魂。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经用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王志的这种质疑精神。“王志采访很明显的特点是：告诉你吧，我不相信。王志在工作现场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于是他在现场，我称之为外科大夫式的采访，一层层给你揭下去。做‘眼球’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开始对高大夫有些同情，我感觉他可能心里没问题，王志跟我就不太一样：我不相信他说的，他就那么纯正?我不相信他是第一次走进太平间，我不相信他像他说的那样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于是，王志就带着这种怀疑和执著进行采访，编导提纲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王志这种怀疑的精神，对调查节目来说，特别重要，哪怕去做一个正面的报道，我也要从反面挑剔，你要经得起挑剔。包括做‘姜瑞峰’的时候，尽管他是被官方弄出来的楷模、模范，王志采访的时候用人性的各种东西挑剔他，迫使他从冠冕堂皇的话中说出一些人该说的话。”
另外，王志的采访很有一些技巧。有一种问法他经常用：“接下来呢?”或者：“是这样吗?”问题接得非常紧，互动式的提问比较多。还有背景式的提问、细节的提问、假设性的提问、反面的提问，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对方心灵的精神。这样问，效果很好，带着细节去提问，对方就会还你一个细节，带着情节提问，就会还你一些情景，有时候，提问和回答都很有情趣。
还有，有时候王志掌握了别人的心境，节奏感把握得很好。有时候留下一些停顿，他并不急于问第二个问题，善于倾听别人谈话，这是重要的。他有一种控制得很好的分寸感，或者低调，他是用这种比较统一的态度针对不同的采访者，而又能对不同的采访者有一种微妙的差距。王志比较低调，放得比较平等。跟那些头头脑脑们谈话，跟被骗来说假话的老实农民谈话，语气和眼神还是有区别，虽然语调是一样的，但是态度有一些区别。因此看上去他很自
如，没有咄咄逼人的感觉。
董倩
外型理智老练、以知性女性形象获得观众缘的董倩很容易让人想起类型相同的敬一丹，所不同的是，董倩的学生气始终是自己的一以贯之的风格。“仿佛总有一股力量在把我往学生时代拉，要我远离电视圈的一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习惯，要保持朴实、低调。”
董倩，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从外表看，董倩一脸温柔，但做节目时却柔中有刚。谦逊到位，提问准确。最难能可贵的是她永远在新闻面前退后一步，把完整的新闻让给观众看。
记者有一些基本素质要求：敏锐的反应，对情景、场面、状态很敏锐的反应能力；机智的观察，在现场能够观察到事情的核心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后化成一个比较巧妙的表达方式。这是基本功。这些基本功都是现象，最核心的一点还是对人的了解。这一点在董倩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董倩在《羊泉村记忆》中的提问为例，其中闭合式提问占到了大部分，几乎有70％，而开放式提问只有近30％。这就给了很多村民很好回答的空间，而不是泛泛而谈，问题不难，却更有针对性。
当面对一个弱者，董倩的同情和忧虑，也最能打动观众。眉头中间经常流露的那种忧虑、那种关怀，甚至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非常打动我们，情感流露同样是构成一个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东西，言谈中，董倩那双藏在眼镜背后的弯弯的眼睛，正渐渐变成一名记者的眼睛，它代表的是公众舆论，代表的是公正客观。这也是董倩自己的风格。
例如《羊泉村记忆》，这个节目涉及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案件，也不是具体的事件，但是采访走向绝对是调查采访。这种节目，人文的关怀、社会的意义，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能够引发很多思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现实的感触。董倩的采访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凸现主题的作用，确实精彩。面对饱受苦难、饱经沧桑的老人，董倩有对她们发自内心的关爱和理解，当她们泣不成声的时候，她不去追问。董倩拉着老人的手，摄像就把镜头推上去了，给人一种亲切感和柔和感，整个节目让人既特别动情，特别感动，又引发一些思考。
“朴素大方”是董倩对自己采访风格的评价。六年面对面的采访经验，董倩总结出一句话：让对方觉得你配坐在他面前。“不管什么人，部长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所谓‘配’，就是让对方感到‘你懂我说的话’。不因为他是高官就仰视他，也不因为他是普通人就俯视他，心态要平和。要了解他的处境和他讲的内容，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实际上记者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这个点可能引起你很多想法，不仅仅是扩展到对背景的注意，也包括对面上问题的思考。记者的空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小问题带出来，可以加进社会状态、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的思考，这就要求出镜有一定的积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由点到面。这个东西可能是瞎读书读来的，有时候，这个东西靠聪明来不了。董倩就是凭着自己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知识、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的气质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
杨春
关注媒体热点的朋友大概都会记得，2003年底作为中央电视台强档栏目的《新闻调查》，曾因连续重磅推出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而备受社会各界的瞩目。蹊跷的《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神秘的《农民连续自杀案件》，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扑朔迷离的案情终将在调查人的调查中一步步地接近真相，使这些案件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有着侦探一般敏锐观察和细致的镜头前的调查人就是杨春。
杨春是《新闻调查》中继王志之后又一个出色的男性出镜记者。杨春的提问没有王志那样鲜明的质疑色彩，但是他更像一个调查者，带着观众一步一步走进现场，更多凭借肢体语言或者动作语言带领观众去现场，去看、去分析，而不仅仅是发问。因此，杨春更像一个敏捷的侦探，反应异常迅速却又在憨憨的外表掩盖下更容易接近那些狡猾的调查对象，在离奇的案件性调查中就更加难能可贵。
例如在《天灾人祸》中，陕西的一个村子，在洪水到达70分钟之前，这个乡的秘书连续接到上游的两个电话，说洪水要来了，还有70分钟，马上通知你们这里的人撤离，但是当时乡长及所有的官员都酒足饭饱之后在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看马术团的表演，这个秘书接两个电话却没有传达。这70分钟意味着什么?杨春根本没有说，上来就站在了街头给大家看表现在是几点几分，我从街头敲门走，一家一家敲过去15分钟，提前70分钟两个电话之后没有人来做这件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媒介的态度，是媒介的一种干预，这是媒介对于一个事件一个过去了的隐秘的历史事件，所揭出来的证据，这就是证据。无须提问，无须解释，杨春的行动就告诉大家这70分钟可以做什么，对人的生命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时刻。
在过去的主持人当中，观众会发现成功的主持人大多是主持技巧娴熟的人、主持风格稳固的人、主持个性鲜明的人，但是很少发现成功的主持人是有意识的主持人。在主持风格日新月异的今天，稍微看到了一些有意识的主持人，他们未必是我们心目中的大牌，但是在他们的主持实践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意识”的影子，从未来发展来看，他们的成长空间是最大的。杨春的意识体现在他的整体工作当中，从节目的准备、节目的录制、和嘉宾的对话，杨春的意识体现在提问上，在问下一个问题时，他有意识地知道该问什么，该怎样问，这不仅仅是个技巧的问题，这是意识的问题。
杨春做的另外一个代表性节目就是《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湖南宜阳有一家大企业养活了这个城市，它的经济权力放大到无限大的时候，就会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它可以把这个城市派出所的牌子，一边挂着市派出所，另外一边的牌子是这个厂的保卫部。《新闻调查》又能做什么?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敢开口，街上的人一见杨春就像见鬼一样。这样只好查法医的记录，他自己看怎么跳进去的，最后找到这是一间没人办公的办公室，这里尘封很久了，自杀现场台上既没有手印也没有脚印，这个人怎么上去的，如果他是蹿出去的这人应该是一个抛物线落下，这个人又紧贴着这个楼根掉下去，什么人能紧贴一楼下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死人，没有任何手印脚印的情况下这人又是贴着楼根下去的，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是被打死以后抛尸的。又调查，有人提供证据说他下去的时候手腕是闪闪发亮的，他的右手腕是骨折的，发现他的头骨有钝器伤，所有这些说明他是被殴打致死，执法机构伪造现场。这样的调查工作没有强烈的意识是没法完成的，也是从这个角度说，杨春是一个有意识的记者，也
是一个有巨大成长空间的记者。
来自草原的汉子有一种如草原般质朴的眼神。观众喜欢他的眼神，那双充满质朴与关切的眼神，那双真正“悲天悯人”的眼神。在《农民连续自杀案件》的末尾，面对一些冷漠官员的无耻辩解(洪水冲走了100多人，乡政府毫无措施且隐瞒事实)，杨春用几乎绝望而悲愤的目光对他们说：“如果(按照你们说的)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仍然死了那么多人，那采取这些措施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这首儿时的歌谣是杨春的理想。也许在《新闻调查》的日子让他距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近了。“在充满了被扭曲的意义、被蒙蔽的现实的时光之水下，我只愿睁大双眼，做一个坚定的守望者，希望能把我和同仁们探寻到的真相，大声地告诉这个世界。我坚信，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也能照亮人生的整个隧道。”
柴静
电视机里那个有着光洁的高高的额头的女子，那个清汤挂面的头发不时地垂下遮住面颊的女子说，她要做的新闻是一种平衡的新闻，刚性新闻的刚性要比别人更刚性，不回避让人尴尬尖锐的问题，同时也有柔软的部分，柔软的这一部分，会让你有一种对人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悲悯的东西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女子就是柴静。硬新闻下的柔情，让柴静显得与众不同。
在《北京“非典”阻击战》中，那个头发披覆下来遮住半边脸庞、书写浓情文字的柴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练冷峻，又不失理解和同情之心的勇敢的柴静。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如今，已经完成了近30个“基本是对抗性”的调查报道之后，在对“质问、咄咄逼人、问到死角”等基本技术熟门熟路之后，柴静开始寻找“既名门正派”又“属于她自己”的表达路径。比如提问，你应当给被采访对象多大的自由表达空间，尤其是负面人物?记者的公正怎么体现在采访的形式上?《失却的光明》里，主治医师处理不当，导致患者失明，柴静给了一个多小时的倾听，没有打断，没有鄙夷，听苦衷听懊悔。采访结束，残联主任哭起来，说，从来没有哪个记者像这样听她说话。
对“非典”的报道让柴静在观众中获得了极大的认知度。在双城的一个深夜，柴静对一个男孩的采访进行到一半，当地镇政府派人前来敲门，企图阻挠。柴静问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访吗?酒店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以外。男孩说：我愿意。柴静下意识地问：为什么?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我看了你对“非典”的报道。柴静心头一热，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因为对“非典”的报道，柴静得到了很多的肯定和荣誉，但是没有像这句话这样打动过她。“我得到了最珍贵的东西——信赖。”
公正意味着形式上的均衡，也意味着耐心。“当你面对谎话，言不由衷的话，要控制，要一样尊重他讲话的权力，要等待谎话自己暴露自己。”比如《事故的背后》，先期调查已证明了药厂的污染，但负责人仍坚持“绝对没有”；“那我们闻到的气味是什么?”“没有啊，我的鼻子没有你那么灵敏。”……片子到这里就结束了。——“足够了，而没有必要怒火中烧地质问：‘你骗人！你明明闻到了还说闻不到!”’柴静就这样在质疑中留下了自己宽容的一面。
主持过《夜色温柔》的柴静是感性的，情感丰富的柴静也因为在采访现场的真情流露打动过很多人，同时也招来一些非议。例如在《双城的创伤》中，柴静为男孩拭去泪水的举动后来引起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记者的界限在哪里?记者应不应该像普通人一样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柴静却有自己的观点：“当摄像机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记者有权力，也有责任代替公众去问任何大家需要知道的问题。但是记者是人，就很难回避人的情感，会身不由己地参与进去。什么是电视?什么是新闻?有没有一定之规?可不可以打动人?是有大量可探寻的灰色空间的。”
柴静在用心与采访对象交流，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有心理障碍的人，抑或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人。在拍摄《张润栓的年关》时，张润栓的儿子张胜勇是一个聋哑人。编导对柴静开玩笑地说，这次我们要用三种语言采访：普通话、山西话、哑语。柴静想，为什么不呢?柴静花了20分钟学了简单的哑语，用哑语与被采访对象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我能够用哑语跟他交流，应该是对他更尊重，以后需要突破常规、更大胆的表现方式，只要我觉得遵守了我所理解的新闻原则，我还是会那么做的。”
再比如《心灵的成长》，开拍之前，柴静去了友谊医院的抑郁康复俱乐部三次，每次，就和会员们一起听课、游戏、唱歌、聊天。等确认并说通了采访对象，拍摄开始了，也没有如常规地让被访者挨个回忆一遍，加个帽串串场了事；而是依旧跟着走，跟到宋禹登台表演那天，和爸爸闹翻、缓和、最后拥抱和解。“呈现一个有介入的动态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是调查的一种形式呢?”
当孙玉胜离开的时候，柴静对这名德高望重的电视人说：我想我会在调查做十年。其实，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许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位以《十年》为书名总结自己电视生涯的昔日领导说：当下中国的新闻资源极大的丰富，是记者的黄金时代，之前没有，之后可能也不会有，足可以做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