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缩的财富史
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说，当他发现自己赚到的钱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时候，感到很茫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很少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我想，一个头脑清晰的企业家赚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赚钱方法，于是便没完没了地拷贝下去，变成几十亿或几百亿。为什么不呢?就像麦当劳或沃尔玛那样。其二，他可以考虑做一点善事了，而且往往通过一个有经验的专业机构，即NGO(非政府组织)。
但是，中国当代许多企业家(尽管不是全部)，考虑的首要问题却是把钱放在哪里?是放入银行还是想办法弄到国外?或者索性藏在床底下。
由此，中国富人许多不同寻常的行为都可归于他们整体性的年轻，可称为“金钱幼稚症”。说到这里，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追述一下中国的财富史。
1949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进行了长达30年消灭私人经济的努力。1949年时，中国尚有700万个小商户和为数不多的私人企业；而至1978年，私人企业早已荡然无存，小商贩也缩减至15万人。这些人实际上多是修理皮鞋或修理自行车之类的手工劳动者。可以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10亿人口当中，已没有一点私人经济元素。这场平均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规模与深度上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西方由城邦文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已有500年的历史；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家的成长，也有200年的历史。
而中国的企业家芳龄几何?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至今仅有短短的25年。如此短暂，仅相当于一个青年人刚刚跨入中年所需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些人，加上跨国公司，还有政府，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让人炫目的财富。他们不可能很成熟。他们驾驭金钱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一个缺失的空白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德国的马克斯·韦伯那样，把追逐财富提升到伦理的高度，而作为人的天职大加赞扬。相反，中国的富人一向背负着“为富不仁”的舆论包袱，被社会另眼相看。由此，在他们身上有几个显著特征:
1.财富的隐蔽性和不透明。
犹如遮蔽着一层浓厚的迷雾，没人能够确切说明中国有多少富人和拥有多少财富。尤其缺乏私人净资产及流动资金的数据。我所见到的官方资料都是用间接方法推算的。有趣的是，来自西方的报道则比较具体。例如，西方报道说，中国有30万人买得起私人飞机。另一报道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至少有23万人。这些报道都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
与富人隐蔽性特征形影相随的是炫耀性消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大城市的马路上，穿梭着奔驰、宝马、宾利、劳斯莱斯。一位富人从监狱中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悍马，送给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在北京，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尝。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2亿元。富人在隐蔽财富的同时，炫耀性消费对他们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方式。
2.公民意识的缺失。
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前，两个不相识的中国人见面时的第一句对话说什么?那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众所周知，现代公民意识是欧洲伴随着中世纪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抛弃了臣民意识而培育的公民意识。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并未经历民主运动的洗礼，却插入了一段“单位意识”的插曲。
单位是由一系列层级构成的，它不仅具有行政权力还具有资源分配权力。它为一个人提供工资，分配住房，保证公费医疗，直至发放理发券、购物券和电影票。一个人身在某一单位的某一层级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于是便造成人对单位的依附和服从，造成人格的泛奴性化。从本质上来说，“单位意识”是“臣民意识”的延伸。中国并未伴随社会进步进行新的人格整合。
因此，中国富人和穷人一概缺少公民意识。
问题来了：缺失公民意识，何来企业公民责任?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当我查阅中国有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料时，发现许多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初级问题，合法注册与合法经营的问题。例如企业生产假货，拖欠员工工资以及缺乏人身安全保护。至于目前在哈佛流行的企业公民战略，那些具有宏观性和前瞻性的话题，在中国还很少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看到，缺乏CSR的企业一步跨入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的情境!
在过去的一年，矿难事故占据了各类媒体社会新闻的主要版面。这些因瓦斯爆炸和渗水塌方而导致的工人死伤，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许多矿难是“工人卖命、矿主发财、政府埋单”。直至去年年底更是矿难频传，以致中国总理在欧洲访问时也得面对媒体的提问。但缺乏CSR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美国1907年，死了3000多人，当时最大的矿难一次死伤326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生产安全事故频发是各国共有的现象，只是中国比美国迟来了98年。
关于“富而不善”
需要说明，这里的善是特指慈善事业的“善”。
据媒体报道，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不足1％。中国慈善总会所获得的捐赠70％来自海外，其中港、澳、台的同胞表现得尤为热心。仅有30％的捐赠来自大陆，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并不富裕的普通公众。
2003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SARS。中国慈善总会收到的捐赠总额是770万元，其中只有一个富人捐了200万元，这个数字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极不相称。
中国富人真的冷漠无情、毫无爱心吗?答案是否定的。
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体系显然在两千年中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有着一个仁爱的核心。那么，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哪里去了呢?理财专家告诉我，最多的捐赠是对佛教寺庙，其次是农村小学。这两者，也都深藏于山林僻野中，分散而难以统计。
在西方早已形成一种富人的高端文化体系。其先驱者当属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其理论的诠释者当属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这个体系对金钱有着清醒的认识，诚如齐美尔所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这个体系还善于利用财富的杠杆作用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善于利用NGO的专业职能去取得更大的社会增益。就像比尔·盖茨及其夫人所做的那些。
而中国富人对这个高端文化体系的认知仍很陌生。
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沮丧。
目前，中国强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关注弱势群体。最近的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决定，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扶贫资源拿出来公开招标，交给NGO去操作。
我相信，中国的富人也将变得有教养。
(卢丹摘自《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