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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韦尔纳·比尔曼等编
       黎　越　汪　莉　译
       1999年7月，两名德国医生被召到莫斯科。其中一位是托马斯·毕西纳教授，明斯特大学医院主任医师。“外交部打电话通知我，说一位女性患了重病急需会诊。直到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女患者是戈尔巴乔夫夫人。”毕西纳和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飞机着陆后立即赶往医院。在那里，他们与俄罗斯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会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在其中。
       毕西纳立即明白，事态非常严重。尽管最终的诊断结果还没出来，但一切迹象表明，赖莎患的是血癌。毕西纳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场坦率的谈话。“他的反应非常镇定，非常勇敢。但人们能觉察到，这件事成为他动荡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建议赖莎到明斯特进行治疗。他只沉吟了数分钟便答应了。他说：‘我们这就去明斯特给赖莎治病，其他任何事情都以后再说。我们只会一起离开明斯特。’之后，他果然在明斯特一呆就是八个星期。”
       明斯特的医生们很快给出了诊断结果：白血病，而且是白血病畔，最为严重的一种。已经被疾病折磨得明显消瘦的赖莎目前只有一线希望，而这个机会也非常渺茫——只有骨髓移植才能挽救赖莎的生命。“这件事情对戈尔巴乔夫的打击是巨大的”，毕西纳回忆：“但他很快明白，该从何做起，尽管希望相对来说非常渺茫。他与赖莎讨论了这件事。两人之间非常开诚布公。他们又一次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共同祈盼，也明白希望之渺茫。”
       化疗开始起作用了，但随即出现了化疗综合征。赖莎的体力开始衰退，对化疗也怀疑起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女儿伊琳娜不离左右。他们自己看护病人，白天黑夜不合眼，“我必须支持她，有时还得劝导她。她会问：‘呐，戈尔巴乔夫，你觉得艰难吗?’我就说：‘是的，我觉得艰难。’”
       最初的一段日子，赖莎在德国治病的消息并不被公众所知。但这个秘密没有保持多久，慰问的浪潮就向他们袭来。夫妻俩每天都会收到成堆的邮件，其中也有来自俄罗斯的。赖莎·戈尔巴乔娃终于在生命垂危之时获得了俄罗斯民众从未对她表示过的关切。“赖莎用自己的死为自己赎身，”戈尔巴乔大夫妇的朋友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她以这种方式偿付了生命之轻，就像童话里一样。俄罗斯人的情感需要这样的童话。”
       农村小伙子和城市女孩
       1950年，19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从地处高加索的偏僻省份斯塔夫罗波尔来到莫斯科，在这所著名的国立大学学习法律。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除了自己的家乡，他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莫斯科的同学们上下打量着他——对于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他们经常拿他土气的穿着开玩笑，那是一套肥大的西装，他年复一年地穿着它，直到再也穿不下为止。
       这是戈尔巴乔夫与这些莫斯科精英们的第一次交道。这些人要么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要么是党员干部的孩子，他们与父母住在漂亮的公寓里，与他完全两样，他在学生公寓里与十五个同学挤一个宿舍。“他很拘谨，总是站在后排”，他大学时期的朋友鲁道夫·科沙诺夫回忆说，“他很封闭。”于是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学习。直到现在，科沙诺夫一想起他朋友“米沙”当时的话仍会觉得好笑，“同志，不要对我说谈恋爱，不要对我说那些爱情游戏，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就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
       一次系里组织舞会，戈尔巴乔夫的几个同学决定，一定要将他的单身生活结束，哪怕几个小时也好。他们说服了这个“米沙”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舞会。赖莎·季塔莲科和他的几个朋友跳了几支曲子后，大家将赖莎交给了他。据科沙诺夫说，当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宿舍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得了相思病的男人。
       当时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尽管赖莎也没什么背景——她的父亲只是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普通员工——但人们丝毫看不出赖莎的这种出身。他们后来的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在当时他看来就是一个农村小伙子，但她则完全是城里女孩的样子。她的外表和举止都有着城里女孩的魅力，戈尔巴乔夫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赖莎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模范生，不仅聪明、有上进心，而且见多识广，人也漂亮，身材苗条，还有一双大大的深色眼睛。在男生中，赖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如果谁敢接近她，就一定会碰钉子。她看上去是高不可攀的——很久以后戈尔巴乔夫才知道，这只是她筑起的一道墙，她用这堵墙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挡住伤害。
       赖莎不久之前曾受到过一个男人的伤害。这个出身于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男人抛弃了赖莎，因为赖莎与他的家庭不门当户对。赖莎还没有从这段感情中解脱出来，因此她与所有的男人保持距离。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退缩。他不知疲倦地出现在赖莎出现的各种场合。他们一起散步、讨论，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然而，据戈尔巴乔夫事后猜测，也许正是这种可靠感最终打动了赖莎，她开始信任他。
       事后，当人们问起这段爱情的秘密时，戈尔巴乔夫总会说，无条件的信任就是基石。他形容说：“大学之后我们生命中所有剩余的时光都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当然有那种将恋爱中的男女维系在一起的感情，但我们也是好朋友。对我们来说，相互的关切和两人的团结是第一位的。我们共同分享快乐、分担痛苦，不允许任何人介入我们之间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堡垒。”
       婚礼是在学生宿舍的食堂里举行的，参加的人包括两人的朋友和同学。戈尔巴乔夫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首都人，而且不仅仅是外表，他不仅在学业上是佼佼者，而且注意全方位地提高自己。
       赖莎作为心腹和顾问——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是一桩丑闻
       在西方，戈尔巴乔夫已经被认为是苏共总书记的接班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玛格丽特·撒切尔会在1984年12月份邀请他访问伦敦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应该由谁陪他一起去。“我对契尔年科说，我将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出访，他说，这应该没问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当时已经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当时病重，根本无法继续工作。”
       苏联的老百姓们一般只有在总书记去世的葬礼上才知道总书记是有妻子的，苏共总书记们也绝对不会在国事访问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夫人。所以，尽管赖莎在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刻意与她的丈夫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伦敦也尽力保持低调，但这一对夫妇的出现仍然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自信，而且一直保持微笑，其他那些随行的苏联官员们则都面容严肃，警觉犹疑。赖莎也不是以前人们想象中
       苏共第一夫人的样子，她高贵典雅，穿着也非常时尚，不像其他苏联官员的妻子们——矮胖、沉默、穿着黑色衣服——赖莎与她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还记得撒切尔是怎么跟我说的：‘她穿的那身灰色套装裁剪合体而且做工精良，连我都想拥有一套。’”主人们立刻意识到，他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新一代的苏共领导人。伦敦的访问非常成功。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对这对来自莫斯科的年轻、漂亮的夫妇进行报道。
       与西方报纸的激动相反，莫斯科的报道却是负面的：赖莎在伦敦购物，赖莎做客一个时装秀，赖莎穿着金色衣服站在YSL旁边，赖莎在国宴上过分时髦。赖莎真的在伦敦刷的信用卡金卡吗?赖莎真的买了金耳环吗?“是的，老百姓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的私人顾问亚历山大·亚克夫列夫回忆说，“有人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这一切都应该停止了。当然那时候这些闲言碎语说的还都只是关于赖莎的穿戴等问题。在外国，他们被当作开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从共产主义地狱里跑出来的怪物，在戈尔巴乔夫最亲信的圈子里其实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得让老百姓们习惯这样。”
       但是，老百姓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纸规定就能让他们转变想法。人们再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们的思想了。
       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人们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来排长队，只是为了买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公开性和改革——这对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想法简单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整天四处考察的总书记和一个外表时髦的总书记夫人。一位老太太对此极其愤怒，“人们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得在这儿给他们拍张照!把赖莎带到这里来，让她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让她也来排排长队。我都快90岁了，还得天天这么站在这儿!”
       伊琳娜说，她的母亲忍受着这些对她的人身攻击。赖莎和她的丈夫一样关心着老百姓，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直到今天，科沙诺夫仍然说：“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工厂考察的时候不应该穿着时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儿干什么?”克里姆林宫作家瓦西里耶娃评论说：“她应该更谨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应该触碰人们的痛处。”
       在西方，赖莎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个国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因此而遭到批评。人们不难感受到赖莎所陷入的这些困境：在亚美尼亚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赖莎说服戈尔巴乔夫中断他们的访美日程，回国赈灾、看望灾民。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团后立即飞往埃里万的灾区。赖莎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赖莎穿着她在美国访问时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余悸未消的灾民中间。专程前往慰问的姿态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义。裘皮大衣——这就是点燃民众情绪的罪魁。
       关于赖莎的闲话现在就不只是穿戴的问题了，赖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感觉得到，赖莎已经把与她的丈夫共同发挥影响视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了。”
       赖莎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丑闻——特别是她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更是剥夺了人们对她仅存的一点点好感：她本来还算是温柔的声音在摄像机前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时会不自觉地用食指指着对面的人说话，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学生；她说得多，听得少，还喜欢长篇大论地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是绝对不会跟妻子谈及关于她的影响的话题的，这会伤害她。
       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工作人员都看到，戈尔巴乔夫忍受着这种对他妻子的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她，这看来已经超出了两人团结的定义，“我说过，关于我妻子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这是第二个改革，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种革命。”
       事实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在了法律条文里，但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的大男子主义仍然盛行：大多数的女人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工作，但在工作之外，她们还被当作免费劳动力为家庭和丈夫服务，而且大家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
       “我为此而自豪，因为她不是一个只会在家侍候自己丈夫的女人，她总是在我身边，从来不会离开我超出三步。”戈尔巴乔夫说，“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兴趣——只是当她成为总书记夫人后，人们才突然发现，这儿还有一个赖莎·戈尔巴乔娃。有时候我会尖锐地回答：‘当有些干部和自己的情人一起去疗养或者拿着国家的钱去度假，你们没有反应。但是国家一号人物的妻子就不能在他身边出现吗?!’”
       实际上，许多知识分子也赞同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个观点，而且对戈尔巴乔夫信守承诺感到钦佩，但他们同时也批评他对民间的意见缺乏感觉，他们把这个解释为权力带来的后果。
       两人都已筋疲力尽
       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就使用了从西方学来的一招：“泡在人海中”。苏联的老百姓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总书记居然就站在集市的广场上跟他们讨论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是“讨论”，他只是在劝说，劝说人们相信他的想法，就像传教士在布道，但他确实就是站在那里——于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丝毫也不反驳，看起来就像是被他说服了的样子。在戈尔巴乔夫的记事本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很多：男女平等、个人的责任、与酗酒斗争等问题。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使用老一套的领导方式——靠“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与酗酒的斗争便是其中之一。
       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有根除酒瘾，才能够改善其国民的健康状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他规定，对在公开场合酗酒给予处罚，商店和餐馆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卖酒，酒厂则必须改行生产饮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首先，货架上含有杂醇的劣质烧酒被抢购一空；紧接着，糖也卖空了，因为糖是非法酿酒者必需的原料。之后，政府规定，糖也开始限量供应。立刻，成百的人死于中毒——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些酗酒者开始喝洗涤剂、洗发水等一切含有酒精成分的东西。
       就像禁酒令的失败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无力说服人们去实现民主。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给戈尔巴乔夫创造必要的回旋余地，使他想让他的人民朝着那个方向转变的价值观扎下根来。对此戈尔巴乔夫必须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但现在缺的是钱。没有来自国外的帮助，不可能实现苏联的改造。
       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越来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在红场上举行的传统的群众游行演变成了示威游
       行。个别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老百姓想要好的生活。一些人开始怀念过去，因为那时候一切还都有它的规矩。“在西方，人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了一切，相反地，在俄罗斯，人们的任何希望都没有得到满足，虽然有很多许诺。”科沙诺夫描述当时的气氛。
       “当人们发觉改革的成果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寻找责任人。”普里亚辛说：“但是那些‘幕后集团’的人还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戈尔巴乔夫。于是很微妙地，人们开始对着赖莎的背后指指戳戳。我觉得，这些不满被人操纵了，或许就是情报机关。有人写了关于赖莎的黑材料。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批评的是她，指向的却是戈尔巴乔夫。”
       赖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最高苏维埃公开辩论的话题。议员苏奇科夫经常利用他的发言时间不遗余力地对赖莎进行攻击：她总是插手国事，她就像一个女沙皇。他的发言常常引起大厅里的一片骚动。赖莎通常都坐在听众席上，木然地看着这一切。
       “没有解决的办法”，普里亚辛认为，“如果要说有的话，在这种背景下还能有救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必须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事情越来越糟，情况失去了控制——发生了骚乱。”两人当时都已经筋疲力尽。
       在他们倒数第二次去政府的度假地克里米亚休假的时候，赖莎终于在一次只有家人和最信任的工作人员在场的晚餐时请求：“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我已经对你说过很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情。对我们俩来说，是该离开去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保持了沉默。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阵营里的同志们已经在打算用暴力将他逼到路的尽头。
       一年之后，1991年的夏天，克里姆林宫传出风声，有事情要发生。这个信息甚至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提醒，他仍然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克里米亚度假，并在那里准备不久后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
       1991年8月18日，星期天，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软禁。度假的夏季别墅变成了监狱。当他们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坦克开进了·首都——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苏联的旧势力早就已经对新思维不满了。克格勃和保守的共产党干部想用武力重建共产党政权。政变者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亲信，他们也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
       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所处的危险，也没把政变者当一回事。
       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被允许看电视，他们第一次看到，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政变者要求总书记“因为健康原因宣布不能履行职责”——戈尔巴乔夫震惊了。赖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一家在被囚禁四天后返回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像回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1991年12月25日，工作人员和记者们集中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将在这一天通过电视宣布辞职。
       戈尔巴乔夫坐在他的桌子边，苍白而镇静。“外表上看来我很冷静，但在我的内心却正在经历一场风暴，我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用友好的言语向大家告别：他相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们的智慧。然后他取下眼镜。在宣布完辞职后，立刻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搬运家具的车已经在他的官邸前等着了。
       辞职后的生活很艰难。赖莎完全隐退，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国家迅速地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影响力。叶利钦甚至限制他有限的养老金。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打算退出，他决定参加1996年的总统竞选。赖莎对此很吃惊，她动员朋友和她丈夫以前的顾问劝说他。但没有人能改变他的想法。尽管赖莎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毫无疑问，她仍会陪着他。
       戈尔巴乔夫没有失去他的个性，也没有失去他的斗志。他在全国巡回演说，出现在大大小小的集会上；他站在街头与市民面对面，不知疲倦地与他们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就像以前那样，想要说服每个人。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次，一个男人在集会上叫道：“您听着，是您解散了共产党!”受到攻击的戈尔巴乔夫回击说：“是谁背弃了谁?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背弃了戈尔巴乔夫?”但是人们不再愿意听他的。他的名字与苏联的垮台联系在一起，永远也抹不掉。赖莎跟着她的丈夫，经历着他为自己的声誉而战的一幕幕，却无能为力。
       最后一搏的结果足以使人从精神上垮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得到了0．5％的选票。俄罗斯已经将他遗忘。
       “赖莎忍受着人们对我的不理解，这击垮了她”，戈尔巴乔夫说，“我想，她得白血病是因为她长期以来承受了太多各种各样压力的缘故。”他自己一直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而且必要的，对俄罗斯，乃至对整个世界。“在我事业的最初阶段，我曾考虑过不再从政。但当我的职务一升再升的时候，我决定继续下去。从政治角度上说，我不觉得负疚，但从事实来看，赖莎过早地离开人世，无论如何都是我的责任。”
       失去赖莎——戈尔巴乔夫生命中最深刻的痛
       1999年9月19日，赖莎·马克西莫夫纳在明斯特大学医院去世。两年后，因为一个电视访谈节目，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拜访了他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领着他的客人参观他的屋子，其中也包括赖莎的房间。根舍忍不住脱口而出，“这里看起来就像她随时会踏进房间一样!”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没动过任何东西，也没改变这里的任何东西。所以，她当时的东西是怎么摆放的，现在还是那个样子。”一件针织衫搭在椅子背上，好像是赖莎刚刚放上去似的；桌上放着写书用的资料，好像她正准备动笔。“疼痛在继续。我曾想，随着时间的逝去疼痛也许会过去，但是没有。我很感谢，我的女儿和外孙们都在这里陪我。但到晚上，我们会分开，他们去一楼，而我一个人呆在这里。这时候，赖莎布置的这个世界整个都在我的面前。我不想破坏它，相反，我感到我需要它。”
       赖莎去世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工作。他成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这是一个资助社会科学及政治学研究的研究所。他还成立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每年5月1日，人们都会看到他走在莫斯科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演讲大厅外经常挤满了人，他们想向他表达感谢，为他所做的事情。
       赖莎的去世使俄罗斯人民与他们的前总书记的关系得到和解。几千人排着长队参加葬礼，与赖莎作最后的告别——而且参加者的悲伤是真切的。甚至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死对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夫人奈娜·叶利钦娜也面容沉痛地来吊唁。
       “请原谅我们，赖莎。”莫斯科《新闻报》以此作为标题。“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情感，或者——”，科沙诺夫总结说，“他们先是不停地指责她、羞辱她，她去世之后却全国都在哭泣。而且这些眼泪是真实的：所有人都希望，赖莎——这个美丽、聪明的女人能够继续活着。”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和他的人民之间是否缔结了和平呢?
       “每个政治家都必须为他的人民做点事，这个他做到了”，伊琳娜描述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的，对于个人来说，确实是痛，也受到了侮辱。但是，事关我们的人民——饱经命运劫数、被沉重生活打击的人民。所以，尽管有痛、有顾虑，还是要这么做，就像已经发生的一切那样。”
       然而，对于生命中最深刻的痛——失去赖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永远无法抹去。“在他生日那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格奥尔吉·普里亚辛回忆说，“首先是往基金会打，然后往他家打，很久都没有人接，然后突然有人接电话了，是他本人。我问他，他怎么样，他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没有能够让我为他而活着的人了。’而且他告诉我，他仍然在与人对话，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