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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就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那时人们都叫他小费。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站在招待所二楼他自己的宿舍门口。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吓了一跳：他的脑袋好大，一脸粗硬的络腮胡子刚刮过，冒一层青黑色的胡碴；个头好矮，还不到我的颈部；后背上隆起一个很大的鼓包，衣服便在身后吊着，如一个张开的口袋，往一边斜歪过去，半个前胸扭曲着突兀地几乎顶到下巴……
       是个驼背，我想。我收起惊讶，冲他勉强一笑。有人介绍说他叫小费，是出版社音乐组的编辑，就住在我的斜对面，算是我的邻居。
       那年，1975年，我25岁。25岁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已挺老的了。其实现在算算他当时不过才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但我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称呼他，管他叫老费。
       老费好像没有名字。反正很少有人叫他名字。“费”这个姓本来就少，而他在出版社，又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具有鲜明外形特征的人，无论老费还是小费，总归是在叫他。于是他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平平淡淡地应一声：唔。
       我每天从出版社改稿回来，必要经过老费的门口。他的门总是半开半闭的，从走廊可以看见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龙飞凤舞很是气派。门里传出低低的音乐声，不像当时收音机里的革命歌曲。这使他的房间有一种神秘感。我走过那儿便忍不住想窥探一番。有时我听到他的门响，听到他房间的说话声，我想他的门既不关紧，想必在期待客人或是朋友。但他从不邀请我。
       其实老费是很随和的人。在盥洗室遇到他，他总是嘿嘿笑着主动和你打招呼。他好像是哮喘病，因而那笑声有时有些波浪形的起伏，夹着几声发自肺腑的咳嗽。老费是个单身汉，得自己洗衣服洗碗拖地，他似乎挺乐意做这些事，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改稿的斗室楼上，有几次我闲逛到那儿，见他在埋头工作，桌上堆满了五线谱和简谱的稿纸。他的工作大概是誊抄这些谱表。我说你不歇会儿吗，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累不累；一会儿从办公室这头传出一个声音：老费……一会儿又有人从那儿喊：老费！老费像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老费苍白的面孔便容光焕发起来。
       那时的人们彼此间很戒备很提防，但老费沉沉的眼镜片后面善良的目光，释放着信任和理解。他那硕大的脑袋缩在倾斜的肩膀上，像一个安全的岛屿。
       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拜访他，借口也许是向他借一件什么东西。我并非为了好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很想同他说说话。我从遥远的北方荒原来到这喧闹的南方大都市，兴奋之余却有着无名的烦躁和疲倦。
       他的门从不关严，所以不用敲门。我轻轻推门而入，他没有丝毫惊奇的表示。那瞬间我想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我慌慌张张地在床边坐下，我宁可更矮也不希望他抬头仰视我。
       那时我才看清他的小屋像一个狭长的车厢——所有的东西都靠一面墙放着，留出几米宽走路的地方。单人床连着写字台，写字台连着几只高低不一的毛竹书架。书架上的书有文学音乐美术各类，我想他的兴趣倒是挺广泛的。他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这个旁人无法涉猎的心灵世界，也许既不残缺也不荒凉？
       我们随随便便地聊起来。现在我自然已想不起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台灯下一只黑色的石雕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头造型古怪的老牛，横卧在一本字典上，似乎在默默地咀嚼着草料。我忍不住问：你是属牛的吗？
       他嘿嘿地乐，并不怎样吃惊，好像谁都应该这样确认，反问：你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我摇摇头。
       它同我一样大呢。他的神情很有些炫耀。这是我出生时，父亲送给我的纪念。我笑笑说，是不是让你做革命的老黄牛？他慌忙打断我，不是不是，我父亲哪有这么革命，他不过是个文人。他的意思是，做学问要像老牛吃草那样，反复嚼透，营养都吃进去，没有一点浪费。
       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对“老黄牛”还有别样的一种解释。我觉得挺新鲜。
       后来我便对他谈起我正在修改的长篇，谈到我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掺夹着我的得意和希望。他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后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镜片后头滑过黯然的忧郁，厚厚的嘴唇撇了一撇，却终于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惶惶然起来。我敏感的心接收到一种异样的同情。与其说同情不如说是一种怜悯——怜悯着我的无知、幼稚和自相矛盾的“真实”。那一刻我对自己长时间的辛苦忽然发生了动摇，我不知道我的所谓作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健康的人，竟是可以被一个残疾人同情和怜悯的。我对自己、对人生、对一切貌似强大的事物最初的怀疑，从那一刻起，滋生于老费的小屋。老费并没有藐视我，而我却因此为一个残疾人对时尚的藐视而深深震惊。
       那以后，我每天从出版社回来，总会找机会到他的小屋里去坐坐。那个南方的大都市有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但我在他的房间里才真正感觉到踏实和放松。他的门总是虚掩着的，谁都可以自由出入。如果有一天他的门上挂着锁，我就会到传达室去问，老费到哪里去了。回答或是他去苏州老家休假，或是他昨晚又心脏病复发而住院。但每次不出三五天最多一周，他的门又开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关上过……
       老费不在的日子，我回到招待所，心里就会空落落的。我走过他的房门口，里面静寂无声竟会使我感到恐惧。那时我低下头快步离去，我知道自己其实很弱小很不堪，只是我从不愿承认。我发现自己的弱小是在一个所谓比我更弱小得多的人面前。
       有一次老费从苏州回来显得格外高兴，他说，你想不想让我父亲给你写一幅字？许多人都请他写的，我已经同他说过了，他说让你自己选一首喜欢的诗词。
       我愣愣地问：你父亲，是谁？你不知道费新我吗？我以为你知道的，怕你不好意思跟我讨字呢。他真的有点惊讶了。
       我解释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位大书法家是他的父亲。我从来没敢想过请他赠我墨宝。
       他好一会儿没说话，我看出来他很有些失望，又有些感动。那时我完全没有收藏名人字画的意识，我走近老费就只是因为他使我想走近他。
       其实，许多人想要名人的书法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老费很通达地笑了笑。不过，我想送给你一幅我父亲的字，倒是有点对你有用的意思在里面。他走到墙边指着那张我熟悉的条幅说：这是我父亲用左手写的，他年轻时写字用右手，到了60岁，得了风湿，右手坏了再也写不了字了，却从此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如今有人认为他左手写的字比右手还有劲呢……
       小屋因着我25岁新识的字而宽敞明亮。只可惜我记不清那是一首什么诗了。
       过了些日子，我拿着爸爸特为我选录的一首王安石的七绝诗去给他。他接过来，眯着眼，讷讷地读道：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读毕，咂咂嘴，余味尚存。连声说，好！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有道理有道理，选得好，我马上就寄去。又低声说：如今一般人都时兴选伟大领袖的诗词，太重复太重复，你这首，有深意的……
       那以后不久我就改完了稿子，离开了出版社。不知为什么，我走的那天没有见到他。他的门关着。我想是不是他的肺气肿又犯了？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的告别仅仅是许多天以前一个轻描淡写的招呼。当时他只是嘿嘿地点了点头。
       我走时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也许是冬天也许是第二年的春天，我收到了老费曾应允我的赠物。打开信封扑来一阵墨香，宣纸上怪异的墨迹就是我选的那一首诗。左下角落款处有一行小字：新我左书。
       我那时已忙起来且忙得不可开交，我记得我是给他回过信的，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那幅费老先生的书法作品，裱好后就一直挂在我杭州家里的墙上，很被一些客人欣赏。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如何“搞”到费老的字的，我便想起老费。想归想，却一直再没有时间给他写信。天南地北的奔波中，老费和他的小屋就被我一日日地淡忘下去了。
       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途经那个城市，偶然又路过那个出版社的招待所。陈旧的楼窗忽而唤起我一种忧伤的情感，我沿着楼梯走上去，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喊老费。我把楼梯踩得咚咚响，我知道拐角那儿就是老费开着的房门……然而，那扇深棕色的木门却紧紧关闭着。我在那门口站了一会儿，只听见自己的喘息声。
       有人在我身后说，老费已经死了好几年，怎么你不知道？
       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死？他一直活得有滋有味的……
       他有好多种病，医生早就说他活不长的。
       那扇门是再也不会打开了。我也不会再到这个地方来。“老费的小屋”已不复存在，但在我斑痕累累的人生旅途上，我仍然企图忘却所有的丑恶，而记住在艰难的日子里曾经领受过的，哪怕一丁点儿的温暖和真诚。
       尤其当它来自一个实际比你更需要帮助的人。它虽残缺微弱，却已是他的全部。
       （李湘荃摘自2006年3月19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