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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电话，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
       我第一次进藏时，不要说手机，就是有线电话也很难打。除了在拉萨勉强可以用军线和家里通个电话外，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所以一进藏，我就和家里不再联系了，直到回去。电话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给儿子写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后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关于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写上几万字。我从拉萨发个信都要半个月，你想那些在边防的，得多长时间？有时信到了团部或营部，因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边防连队经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几麻袋。但是，许多事，许多情，在收到信时，都已成为过去。由此发生的悲剧，数不胜数。特别是像墨脱那样的地方，情况更加严重。墨脱是中国2100多个行政县里，唯一不通邮的县。不通邮对当地百姓来说可能不是个什么问题，但对从全国四面八方去那里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
       有个新兵，在送来的几麻袋信里都没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排长和班长轮番来劝他，安慰他，都没用。他就是难过。后来排长想出个办法，动员那些信多的战士，每人贡献一封给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种“好看的”，即情书一类。几封甜甜美美的情书，总算把那个新兵给逗乐了。
       在西藏连队，情书公开是常事，我都参与过。1998年去查果拉哨所时，我曾给战士们读过排长李春的情书，李春不但不生气，还幸福得脸色黑里透红。
       还有个比较奇特的例子，发生在哨所军医志翔身上，当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难时，就事先写了数封信交给在山下的战友，让战友每月帮他发一封，其中包括关于妻子晋级的，孩子教育的，还有给父母贺寿的内容。他的家里一直没有察觉，直到后来妻子进藏探亲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许光富的副指导员，在封山的半年时间里，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7万5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后，读了7个晚上才读完。听邮局的同志说，现在写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打工仔，一类是士兵。打工仔还有可能买个磁卡往家打电话，而士兵，尤其是边关的士兵，写信仍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仍是他们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撑。
       1990年我在采访西藏女军人时，得知她们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只要一进藏，基本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军人，把幼小的孩子丢在内地，常常因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个电话。有的女军人为了缓解思念之情，就在探亲的时候，把孩子说的话和哭声笑声录下来，带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地放出来听，边听边流泪。
       后来有了卫星电话。那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你讲一句，必须停顿一下，等电话里回响一次你的声音，你再讲下句。即使如此，也很难打通。通常要拨无数次才能通一次。那个时候在西藏的邮电局里，长途电话机，最先坏的总是重拨键，因为人们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为止。很多军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听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现在的西藏，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直拨电话，还有了移动电话。连孤岛墨脱，都可以通手机了。有了光纤，上网也渐渐普及。不过，在那些偏远连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想和家里通电话依然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奇事，一个战士去县城，其他战士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拿着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和需要告诉家里的事情，一个一个地拨打电话，逢父亲接电话就叫爸爸，逢母亲接电话就叫妈妈，哪怕这爸爸妈妈从未见过。
       什么时候，哨所的声音，也能万水千山传遍？
       风雪高原
       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10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就是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
       我们军区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次车祸，不下10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个军人的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他们想，就是30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五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决定自己与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士，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士，已经牺牲……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
       我想起那首鲍勃·迪伦写的歌曲《飘在风中》：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做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冯浩摘自《当代》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