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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拥有让后人惭愧的、无与伦比的操行，甚至超越种族和制度的界限，也被知道他的外国人所敬服。同时，雷锋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是时尚潮流的追求者。他参加少先队、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学开拖拉机、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钢铁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军、学习《毛泽东选集》……毫无疑问，雷锋的生活正是那个年代的主流生活；而革命，也是那个年代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
       孤儿雷锋
       194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苦难深重的一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期，而长沙还经历了一场特大旱灾。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湖南长沙西北部的望城县安庆乡（现已改名“雷锋镇”）简家塘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那一年为农历庚辰年，父母于是给他取乳名“庚伢子”，“伢子”是湖南人对男孩的称呼；而叔公则给他取名“雷正兴”。
       与当地很多穷苦农民一样，雷锋的父亲参加过1926年秋由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加入农民协会，手拿梭镖打土豪，还担任过自卫队长。母亲张元满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妇，擅长织布、做衣、绣花。
       5岁那年，雷锋的父亲因为伤病去世。1年后，原本当童工的哥哥劳累过度患上“童子痨”（肺结核）被解雇，沿途乞讨回家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不久，弟弟也在母亲的怀抱中夭折。7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地主凌辱，悬梁自尽，雷锋成了孤儿。
       1949年8月，解放军来到了雷锋的家乡。他参加了儿童团，像许多革命电影里的那些孩子一样，扛着红缨枪，在村子里站岗放哨、斗地主，还曾经当过儿童团长。1950年春，“土改”运动开始，10岁的雷锋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诉苦会，向同村人痛诉苦难家史。
       他的外号叫“浮头鱼”
       上小学时，雷锋有一个外号叫“浮头鱼”，这得名于他开朗、活泼的性格。学校里组织的跳舞、学普通话、演讲比赛，以及打球、上台献花、政治学习等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同学们就形象地用当地一种“浮头鱼”来称呼他。
       活泼爱动的雷锋还喜欢制作一些东西，积极展现自己。他学过在木头上刻章，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制矿石收音机攻关小组。研制收音机需要经费，雷锋到处借钱，成为捐款最多的学生；没有图纸、资料和零配件，他又和伙伴们步行60多里路，赶到长沙参观学习。这个收音机作为党的生日献礼，被雷锋捧上大礼堂的舞台。
       1954年8月，荷叶坝小学成立少先队，表现突出的雷锋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戴上了红领巾。1956年，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国家号召具有高等小学文化的学生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毕业典礼上，本来没有被安排发言的雷锋突然跑上讲台，抢过话筒，激动地在全体毕业生面前宣布：下乡去当一个新型农民。就这样，本来完全有可能上中学的雷锋，回到了家乡简家塘村，当了一名记工员。
       公务员雷锋
       雷锋主动要求下乡当农民，在当地备受注目。从此，他一直都是望城这个小县里思想积极、领先潮流的人。他对工作满腔热情，做事积极主动，性格又机灵可爱，始终在同辈人中显得非常突出。这些条件使他获得了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雷锋很快就被当初送他去读书的彭德茂乡长调到安庆乡政府，做了两个月通讯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雷锋的命运又有了一次重大转变。县委机关的一名通讯员参军去了，当时的县委组织部干事黄菊芳就到各乡物色新人。这年8月，黄菊芳来到安庆乡政府。在等待乡长时，她发现几个青年正在整理《秋征花名册》，气氛很活跃。笑容可掬、机灵活泼的雷锋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们谈到家庭情况时，雷锋的笑容消失了，显得非常伤心。雷锋告诉黄菊芳，他为自己的苦难家史写过一本小册子，可以给她看。
       那是一本用红纸折的共8页的夹页，封面上用毛笔中楷直书“苦难的家史，我的理想”作为目录。“苦难的家史”写的是旧社会怎样夺去了他家四条人命，以及他所经受的苦难；“我的理想”则写自己在解放后得到毛主席、共产党的关怀，免费上了学，他立志要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赵一曼学习，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工作。
       这本小册子打动了黄菊芳。第二天一大早雷锋又来找她，表达了自己很想早点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请求黄菊芳为他做推荐。黄菊芳回到县委，找书记张兴玉汇报。几天后，雷锋挑着一个小木箱和一床破旧被子，就到县里报到了。
       成为公务员后，雷锋简直把单位当成家一样。一开始，他只负责打扫县委书记张兴玉的办公室、会议室的卫生和打开水。可是，雷锋连其他办公室、会议室的卫生和打开水也全包了，还坚持天天打扫办公楼走廊的卫生。
       雷锋见到同事总是笑脸相迎，对谁都非常热情，机关里的人都很喜欢他。
       改变命运的捐款
       1958年春，望城县决定在围垦起来的团山湖开办一个国营农场，让荒芜沉睡的湖地变成粮仓。这个决定得到上级的支持，还分配了一台拖拉机指标，并批准成立拖拉机站。那时中国还不能制造拖拉机，主要靠进口，所以指标异常珍贵。有了宝贵的指标，还得再筹钱购买。
       县里财政紧张，团委就号召机关干部和团员捐款。雷锋把自己积蓄一年多的20元钱捐了出来，这笔钱本来是想给自己买一床新被子的。
       这是一次改变雷锋命运的捐款。望城县委经过集体研究，鉴于雷锋对购买拖拉机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一贯的表现，决定选派他去团山湖国营农场学习驾驶拖拉机。拖拉机在当时的中国是农业机械化的象征，拖拉机手则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工种，甚至是神圣的职业。
       团山湖农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来这里参加劳动的共有三百多人，个个激情万丈。在美丽浪漫的团山湖，雷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光。团山湖农场共有五个工区，信件和通知都是靠步行传达，雷锋学会骑马后，就把这些活儿包揽了。
       他成为县里第一个拖拉机手，并在编辑的帮助下，赶写出《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的散文，发表在《望城报》上。文章的发表激发了雷锋的创作梦，他开始写小说、诗歌，渴望成为一名记录激情时代的文艺青年。
       他还和农场的一位女同事发生了一段隐约的、朦胧情感……
       工人雷锋
       1958年8月，中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运动。钢铁，成为当年最热的话题。 10月下旬，鞍钢到望城县招收工人，雷锋报了名。这时，雷锋决定把自己的名字“雷正兴”改为“雷锋”。他对同去报名的好友说，“锋”字既表达了自己与钢铁结缘，又表达了自己要打冲锋、当先锋的心愿。这一年，雷锋刚满18岁。
       鞍钢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这种环境对造就雷锋起了很大作用。雷锋默默地执行着国家的所有指示，例如1959年正是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雷锋所在焦化厂与辽阳县安平公社姑嫂城大队相邻，他发现当地农民种地缺少粪肥，就不管天寒地冻，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到街上拾粪。后来，生产队拿着表扬信，敲锣打鼓地给焦化厂送来感谢信。在焦化厂短短的4个半月，雷锋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一次，节约能手三次，红旗手两次，还出席了共青团鞍山市委召开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成为鞍钢名人。
       1959年夏，鞍钢化工总厂决定在弓长岭矿山附近新建一座焦化厂，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参加建设。弓长岭是大山沟，条件很差，没有宿舍，工人只能暂时住在破旧的土屋里，食堂是临时用苇席搭建的，用水更要跑到两三里外去挑。雷锋在动员会上主动请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终于获准去了新工地。
       雷锋也赶潮流，他平生最大的几笔消费都是在鞍钢时期。在几个女老乡的再三鼓动下，雷锋去商场购置了平生最豪华的一整套新衣：一件棕黑色“光荣花”牌皮夹克，花了44元人民币，一条深蓝色料子裤，还买了一双黑色皮鞋，一瓶“友谊牌”雪花膏。在宿舍，雷锋穿上新衣服，同事们赞不绝口，都说：“现代化的工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后来，同事们却很少再见到雷锋穿他的新衣服，只穿过一次皮鞋和工友们去跳舞。原来，雷锋来鞍钢之后，仍向望城县委领导写信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就在买回新衣服不久，雷锋收到县里领导的一封信，说希望他在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艰苦奋斗，永不忘本……这封信让雷锋内心很不安，觉得自己从农场刚到钢铁厂没几个月，就讲究起穿戴来，有点忘本，于是他就不再把皮夹克穿出来了。
       雷锋当兵的秘密
       从小就有当兵理想的雷锋，在开始征兵宣传时就跑去报名了。他每天都到当地武装部门打扫卫生、生炉子，也到征集站生炉子，给负责体检的医护人员打水。1959年12月9日，雷锋激情洋溢的文章《我决心应召》发表在弓长岭矿的《矿报》上。
       但是第二天，兵役局和接兵部队在第一轮目测时就把身材矮小的雷锋淘汰了，这让雷锋很沮丧。当满载具备体检资格的应征青年的汽车开动时，不死心的雷锋就紧跟车尾追上去，硬是爬上了汽车，到了体检站。
       体检站设在辽阳市小屯的一所小学校内。等待体检的人，有的结伴上街游玩，有的三五成群闲谈，只有雷锋拿起笤帚扫院子，挨个打扫作为临时宿舍的教室。几近绝望的雷锋见到接新兵的团军务参谋戴明章，甚至拉着他的衣襟，苦苦哀求。
       检查身高时，雷锋把身子挺了又挺，还踮起脚来，才1.54米，体重54公斤。体检的老医生摘下花镜说：“雷锋，你的身高、体重都不合格。”雷锋回答说：“这两天感冒，今早到现在还未吃饭。”惹得同事在旁边提醒：“小雷，说话要实事求是。今天早晨我们不都是吃了两个酥火烧、一碗酸菜吗？”
       体检后，雷锋又几次去找戴明章和辽阳市武装部政委余新元，对他们说：“如果不给我换军装，我就穿便衣去。”他还特意向厂里请了假，从弓长岭走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武装部，几乎天天都去哀求。为了等着见余新元政委，他甚至在值班室里蹲了一宿。
       见到余新元，雷锋缠着他讲自己的苦难史。雷锋的逻辑是：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合格是因为旧社会受苦，现在不能当兵只能算在旧社会受苦的账上；又说自己参军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话触动了余新元，他答应给雷锋争取一次复检的机会。
       让余新元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雷锋就拎着一只棕色小皮箱跑到兵役局里来说：“政委，我把这点家当都带来了，这回我走定了，叫当不叫当都这样了！”他放下皮箱就开始抹桌子，扫院子，打开水，到处抢活干。
       接下来为雷锋做说客的人增加得更多，除了矿上的领导，甚至连体检的医护人员也替他说情，因为他每天为各房间打扫卫生，宣讲参军愿望——雷锋是个天生的演说家。
       余新元被雷锋的决心感动了。他找到辽阳市委书记曹奇，汇报了雷锋想当兵的事。曹奇认为雷锋虽然身体条件不合格，但政治条件合格，同意并支持他去当兵。接着，余新元想到一个权宜之计，他在“甲乙丙丁”几类表中，填了份“丙”表，因为每100个新兵里有5个预备数，如果有人到部队里复检不合格，地方上还有回旋的余地。这样，雷锋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候补名额。
       1960年1月2日，雷锋和其他20名青年佩戴着大红花被送到了辽阳市南林子工农干校新兵集结地，接受新兵复查。
       新兵营指挥部的宿舍设在一个教室里，由几张桌子拼成床。雷锋来了以后，居然有机会与带兵的领导戴明章和李恒基住在同一个教室。身为“便衣通讯员”的雷锋，每晚都给辛苦了一天的他们在铺位前放上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在脸盆盛满温水，把毛巾、牙刷放好。一连几天，雷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让人无可挑剔。
       复查之后，在新兵们都换了军装的第６天，雷锋仍是“便衣通讯员”，原因是矿里的保卫部门无法出具政审表。戴明章与兵役局和部队研究，决定对雷锋特殊处理：先参军后政审。这基本上是违反了国家当时的规定。
       1月7日晚，戴明章通过长途电话向团长请示：雷锋虽无政审表，可是个优秀青年，能否先带到部队？团长同意了。
       登车出发前8小时，雷锋终于穿上了新军装。那是剩下的最后一套军装，既肥大又多皱，小个子的雷锋穿上那么大的军装，满脸堆笑，手舞足蹈，左一个军礼，右一个军礼，对着一个小小的镜子不停地照啊照——对了，雷锋是爱照镜子的。
       最终，雷锋作为一名“特殊的新兵”，正式成了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
       （陆军摘自《雷锋1940-196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