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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个收藏着世界顶级文物的著名博物院，原来是一个整体，一分为二的背景，是20世纪中叶中国的悲剧。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仍暂居紫禁城内。13年后的1924年，冯玉祥废除大清皇帝称号，溥仪被逐出皇宫，供历代皇帝等少数人赏玩的大量珍宝，统归民国政府所有。总理黄郛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一批专家学者，清理宫内财产。
       善后委员会制订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条，内容非常缜密，以昭信于社会，并使清点工作有所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90岁的那志良回忆说，一个人清点，一个人登记，一个人挂号码牌。上有组长，都是政府各机关派来的，他们未必懂行，但可以当见证人。另外还有专门监视的人。清点时不能吸烟，不能单独行动，要同进同出，连撒尿都不成，怕有人偷东西。
       皇宫里到底有多少珍宝，恐怕连皇帝本人也说不清楚。溥仪16岁时，建福宫一带仓库顶棚内，发现了大量文物，都是乾隆的收藏品，乾隆去世后封存于此，再未面世。溥仪看到这些宝物后惊叹：“我到底有多少宝物呢！”
       经学者、专家、帮忙的学生们艰苦细致工作，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清宫内物品的整理、清查、登记、编号、造册工作，并选出一批物品公开展览。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辟为故宫博物院，专事收藏、展览历代皇帝收藏的文物，正式对平民开放。从此，清宫内的所有物品，哪怕是家具摆设，都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基本上是宋、元、明、清四朝代的皇帝们收集到宫中的珍宝，但它的精神却是从夏、商、周朝以来一以贯之的。自古以来，每个王朝的皇帝，都要收藏一些稀世珍宝，以证明其正统性，如周秦时期的九鼎。到了汉代，皇帝已经有专门收藏珍宝的设施，如西汉时期的石渠阁、麒麟阁等。起初皇宫的藏品，大多是玉器、青铜器，魏晋以后，书画陶瓷精品亦进入皇帝收藏的视野。
       随着王朝交替，战乱频仍，宫廷文物有些被破坏了，有些丢失了，有些散落民间又辗转回归皇宫了，有代表性的可以举《江行初雪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运行轨迹为例。《江行初雪图》是南唐宫廷画家赵斡的作品，先是归“风流天子”宋徽宗收藏，后落入金章宗之手，元灭金时流落民间，明初进入皇宫，清初再次传到民间，清乾隆时期重归皇宫，遂成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还有些又被帝国主义掠夺至今存放在外国博物馆的，如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等。
       在所有皇帝收藏家中，宋徽宗和清乾隆这两位有鉴赏力的皇帝，对收藏故宫文物功不可没。宋徽宗是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清乾隆亦擅长书法。他们在位时，广泛收集古董和书画，说宋徽宗打下基础，清乾隆在此基础上集大成，一点也不为过。
       在北京故宫近万间房屋中，“三希堂”只不过是养心殿一隅的小书斋而已。但因它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品而名满天下。清康熙时期，长期流落民间的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献给皇帝。乾隆十一年，又有人把王羲之外甥王的《伯远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献给乾隆。加上王献之的《中秋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本已在宫中，王氏一门三件法帖全部归于乾隆。这位皇帝喜不自胜，遂在他生活起居的养心殿一隅修建了一个书斋，专门收藏这三件稀世之宝，故名之“三希堂”。
       乾隆最中意的书法作品是《快雪时晴帖》，曾在该帖上大写一个“神”字，还在另外的纸上写下“神手技点”，表达了喜爱和景仰之情。每到下雪天，乾隆就到三希堂欣赏《快雪时晴帖》，兴之所至，画了一幅山水画《羲之观鹅图》，描绘王羲之观看鹅在池中游泳，颈部摆动的样子，从而悟出运腕诀窍的故事。
       故宫博物院创办不久，战争阴云又笼罩了中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三个月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日本又制造了一个以废帝溥仪为傀儡的“满洲国”。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公开化，华北、华东将成为继续侵吞的目标。中国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装箱南运，存放在上海租界内，以免毁于战火。
       据《故宫七十星霜》一书记载，故宫文物南运计划传开后，社会各界是赞成的。因为北京（当时称“北平”）很快就要变成战场，文物被破坏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土地丢失了可以收复，文物一旦遭到破坏就永远丢失了。也有反对的，理由是担心故宫文物一旦失散就很难复合。有些激进人士认为，文物南迁是政府放弃北京的前兆，民心浮动。其中最激烈的是周肇祥。他曾任湖南省代省长，当过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为了阻止故宫文物南运，他在中南海成立了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会长，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多次表示要用武力阻止故宫文物南运。
       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说只要文物装车启运，就要在铁路中放置炸弹，炸毁列车。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没法，便拍电报给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宋子文给北京市长下令，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罪拘捕了周肇祥，并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文物南运才得以进行。
       当时20多岁的那志良是故宫博物院最年轻的科长，从头到尾参与了故宫文物运输、保管过程。据他介绍，1933年2月6日清晨，故宫博物院第一批南运文物箱子，在军队严密保护下，装上北京站物别编组的列车，一路向南驶去。到同年5月5日共分5批把13491箱文物，从北京疏散出来。其中，陶瓷、瓷器1058箱，玉器158箱，青铜器55箱，书画128箱，以及大量文具、印章、漆器、玻璃制品，还有许多图书、文献。
       这些故宫文物存放在上海租界。1937年元旦，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竣工，才又运到南京，尚未开箱布展，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中国，战火即将蔓延到南京。在这种紧迫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将故宫文物向国内西南安全地区疏散，即分成两组，运往陕西、湖南、四川等地。那志良是第一组负责人，8月14日动身，把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因为日本飞机飞临长沙上空，很不安全，12月那志良再次把文物装船，转运到四川山中保存。大约一个月后，湖南大学图书馆即遭日本飞机猛烈轰炸，毁坏严重。那志良感叹道：“多亏我们逃得快，否则……”几十年后，那志良还记得运输文物的艰难：“用汽车运，一车装20箱文物，麻烦极了，有钱也没有用，找不到车，有了车又没有汽油，有了汽油，路又断了……”
       原定运往宝鸡的另一组文物，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存放地点，卡车继续南行，翻过秦岭，经汉中运到成都。最后一批文物装船离开南京，沿长江上行，向重庆进发，是12月8日的事情，五天后日军即攻入南京。
       这些文物分别存放在四川、贵州的深山里，直到二战结束，才又集中到南京。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解放军势如破竹，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即挑选出4000多箱约70万件文物（一说2792箱约65万件），从1948年12月22日开始，分三次运到台湾，存放在南投县雾峰山的北沟仓库。那志良也随着文物到了台湾，再也未能回到北京。
       解放军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剩下的9000余箱约100万件文物被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5年11月，位于台北市郊外阳明山脚下双溪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这座按照南京中山陵的模式修建的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宫殿式建筑，就成为台湾收藏、展览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处所。
       1933年从北京故宫运出的一万多箱中华瑰宝，历经艰险跋涉，到达台湾或又回到北京，行程都在12000公里以上，可谓中国文物的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运输途中曾发生过几次翻车事故，却没有一人死亡，没有一件文物损坏。在世界大博物馆中，像这样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文物是没有先例的，它在世界博物院馆史上应当大书一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说：“每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感到‘古物有灵’。这个‘灵’就是民族感情，民族语言和文化，保护着这些文物。这个‘灵’一直在我们心中。”
       这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士的共同心声。
       （张凌摘自《各界》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