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是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东单银街上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一箭之遥”。
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40分钟。(2)骑自行车，需15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30～40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15～20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两公里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义。
聪明的读者早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抵达人民大会堂选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骑自行车了。而且多年来，骑车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天天骑车20里地上下班，一来一去两小时，风雨无阻地骑了8年，于是我的身体就很棒。现在我家离就职的报社仅“半箭之遥”，骑自行车15分钟就到，而若开小车，单是过崇文门路口就得20分钟，所以我也没买私家车，非不能也，实不需也。
就这么着，当记者20多年来，无数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我都是骑车去，一直很自在。可是近三四年来，我发现出问题了——社会财富使社会的精神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致，它对我竟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挤压!
用建筑界的话说，北京这张“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居住在城里的人逐渐都迁到城外三环、四环、五环乃至六环，私家车当然就顺理成章地越来越普及。加上国家经济腾飞的大好形势，公家车也变得越来越多越豪华，与6万辆出租车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大街小巷上极为壮观的汽车长龙。
世上凡事，有因就有果。于是理所当然地，北京人也就变得更懒了(“北京大爷”一向就有“懒”的恶名)，能坐车就绝不走路，能坐小车就绝不坐大公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各色人等，包括我们这越来越庞大的记者群，也渐渐地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小车阶级。有一次，我又骑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发现竟只有我一辆自行车了，警卫因此长了脸，竟不让我把车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车的小树林内。我心里不服，一直等着不进去，我是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还骑自行车?结果真是大出意外，果然是“孤家寡人”了，于是我感叹自己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此时再一留心，才发现我一向是太粗心大意了，还只蒙着眼睛活在自己的主观内心里，全没看到金利来、银利来、钻石利来、超级财富利来……所裹挟而至的时尚消费主义大潮，早就使社会思潮的风向扭转，更使周围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核裂变。同事们、同仁们、朋友们见我骑着车来，往往都是冲口而出：
“怎么还骑车呐?你!”
我就笑笑。只好笑笑。因为此时，即使我自己再在我的蚕茧小窝里活得主观幸福，我也听出了“大雪满弓刀”的弦外之音。这里面的潜台词颇多，有“你该买辆小车了”，有“至少也应该打辆车”，还有“掉价儿”、“离谱儿”、“穷酸”、“抠门儿”等等，等等。以前我听了全不往心里去，笑答一句，也就抛在脑后了。可现在，一次两次八次十次二十次……我意识到坏了，自己简直成了新闻界的贫下中农了，因而渐渐地，竟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说实在的，我这人虽然外表文弱，但却是个主观意志很坚强的女性，认准了的道理，敢于坚持，一般不是轻易就妥协的。比如我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作为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女性，我最看不起蒙起一层华丽外皮的、虚荣又虚假的男子女子(此处女子比较多)，哪怕他或她蒙的是一张金子做的皮呢。
可是现在，我自己竟也虚荣起来了!车一骑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就会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是在看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没有。我就迅速闪身到小树林中间，把自行车放好。然后，长出一口气，将胳膊在阳光下画出一个潇洒的圆圈，“哗”地掏出大红烫金请柬，就昂起头，“哐当，哐当”往里走。唉，平心而论，我是热爱我的自行车的，而且从身体到心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觉得舒服——尤其是在清风、白云、红日、蓝天、鸽哨、鲜花之下，更尤其是在宽敞整洁、大气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惧怕熟人的目光了，它们闪闪烁烁，犹如一把把利剑，不是暖暖的垂怜就是冷冷的鄙夷，都让我浑身长刺。终于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报社，不至于穷到，这……份上吧！”
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这真是鸡年出门得戴顶红帽子，最好，再在翅膀上插几根华贵的孔雀毛！
（余涛摘自《北京文学》2005年第10期，高兴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