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声叫喊起来，我在呼喊着马师傅，我发现那个声音只停留在我的心里。在瑟瑟寒风中，我的心被一个名字捂得热乎了。
十多年前，我在昆明陆军总医院当护士，那已经是我在护士这个职业上工作的第九个年头了。生活没有什么起伏的变化，甚至更加平静，静如止水。而我对于自己的职业和家庭都不满意，九年前我是遵了母亲的指示学了护士专业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有逃离这个职业的打算，我喜欢文学，总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作家。业余时间我写一些豆腐块在报纸上发表，这些作品却成了我不安心工作的“罪证”，逃离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似乎更渺茫了。看看自己未来的人生，没有看到一点亮光，像走在一个长长的隧道里，隧道还不通电。
那时我在眼科，每天的工作就是配隐形眼镜，我对一个又一个来配隐形眼镜的人讲解戴镜的方法和保养的注意事项，重复重复再重复。这样的重复让我厌恶，甚至沮丧。有一天，我准备下班，发现自己挂在门边的一件外套没有了，这无疑是某一个人在我工作繁忙的时候，顺手牵衣牵走了。外套很普通，只是外套衣兜里的单车钥匙也没有了，我很恼火。这时一个男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他步子还没有停下来，就说，医生，实在对不起，我下班晚了，眼镜昨天就掉了，再不配上就上不了班了。我本来肚子里是有气的，但是对病人发脾气是我多年来最为忌讳的一种行为。还没有等我说什么，他又说，我姓马，是你们的老病人了。我看了看他，一副工人的样子，说中年像是把他说老了，说青年又更不像。他很深的眼窝，浓黑的眼眉，挺直的鼻梁，络腮胡被刮得青青的。
那时，我们可供配镜者选择的隐形眼镜有三种，前两种都是进口原装，戴在眼睛里几乎没有异物感。还有一种是我们自己磨制的，透气性能很差，每天都必须卸下镜片清洗。马师傅选择了最后一种，我向他介绍其他两种镜片他都拒绝了，他说，戴惯了。当然，我们自己磨制的镜片从价格上来说，也便宜得多。配好了镜片，马师傅和我一起下楼来，走着走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马师傅问我有什么烦心事吗?我把丢衣服、丢车钥匙的事说给他听了，他说他帮我开锁。果真，他从守车人那里借了工具，两下就把锁打开了。他说他是一个八级工。
过了不到一星期，马师傅又来了，他的眼睛又红又肿，我知道是因为隐形眼镜使眼睛发炎了，他说，都怪我自己，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取镜片了。我给他开了眼药水，又劝他换进口镜片，他还是笑嘻嘻地说，戴惯了，不换。我嘱咐他这几天都要到我这里来检查。接下来几天，马师傅都来检查眼睛，有时快下班了才来，有时急匆匆的就走了。他说，孩子上幼儿园，要接。我心里很纳闷儿，像他那个年纪，孩子再怎么也该上初中了。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他是高度近视，他的孩子百分之九十是会遗传的。我建议他有空的时候把孩子带过来检查检查，他说，谢谢了，不用。她不会得近视眼的，他说得很肯定。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马师傅又来了，他提了一个气压暖水瓶，他迟疑了半天，终于说出暖水瓶是专门送来给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送暖水瓶。他说这个暖水瓶是他们厂出品的，是他亲自挑的。我推辞着，他不再说什么，只是用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我看出，他送我这个暖水瓶是用了很大的勇气的。我收下了。
马师傅还是把他的女儿带来了，他的女儿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马莎。我给她测了视力，真的很好，一点也不近视。我说，真是幸运，不管她母亲近不近视，像你这样的高度近视是一定会遗传的。马师傅不再说什么，还是笑嘻嘻地叫女儿谢谢我。
马师傅经常来，我们自制的隐形眼镜的确不过关，我想他经济一定不富裕，也不再劝他换镜片了。有一天，他来了并没有说镜片的事，而是坐在候诊的凳子上，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他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了几张报纸，是《春城晚报》，我一看，那几张报纸都是登有我的小豆腐块文章的。我惊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马师傅说，都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他说，写得好，我喜欢看。我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我写稿子的事几乎是秘密的，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在写作，但是，我写的东西能被我的一个患者重视、喜欢，我还是很感动。他接着说，哪天我们骑车去散散心吧，我陪你。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他说，没什么，我只是想你该出去散散心，你心里积了很多事。我吃惊看似一个粗人的他竟然这样心细，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小豆腐块，的确是一些小情小调，还不时会无病呻吟。
但是，马师傅的真诚还是让我同意了，一天下午我们一起骑上自行车向城外驶去。在昆明已经住了三年多了，但是骑着自行车到郊外我还是第一次。我们骑到了一条只是行走马车的土路上，边骑边看周围的一切。眼前是大片的田野和长得看不到头的绿化带，我居然听到了树上的鸟叫。我惊奇地喊道，还有鸟!马师傅呵呵笑着，一脸的满足。马师傅说他在心烦的时候就一个人骑车到这里来，看看风景，听听鸟叫，烦恼就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很快就找到了，我快速蹬起了自行车，风也热烈地迎着我奔跑过来，那样的感觉真的很爽。
我不知道马师傅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不知不觉中感到和他在一起时心情很愉快，他的话并不多，他讲工厂里的事，我很新奇，那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一个世界。他是回族，他还讲一些有关穆斯林的故事和节日，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天，他说请我到他家吃饭，他专门做了牛肉。
说好了地点，说好了时间，我进到他的家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女主人的家，家具自然是很陈旧，甚至破烂，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在七楼，依然感到房间里光线很暗，后来我才发现，马师傅把阳台隔成了一间小屋子，只有这间屋子是明亮的，马莎住在里面。马师傅做好了饭，他说，我是唯一一个进到这个家里来吃饭的客人，他说我能来他简直是太高兴了。他一个劲地为我搛菜，他看我吃得香就做出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后来马莎吃完饭后下楼玩去了，我问他，你爱人呢?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她跑了，跟着一个广东人跑了。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这应该是一个男人最尴尬和最窝囊的遭遇了。我说不出话来，就抢着洗碗，进了厨房，他说，她嫌我穷，我不怪她。我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觉得紧紧的。马师傅站在一边，慢悠悠地说，她是穷怕了。她命苦，我是看她可怜把她和马莎领回来的，马莎还没满月，她们缩在我们厂门口，可怜死了。马师傅叹了口气，说，可是，我还是不能给她好日子过。我不怪她，她，不好过了还会回来的。
我没有想到这就是马师傅的故事，我以为自己是活得最不如意的人，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马师傅给我的安慰，其实，他才是不折不扣的倒霉鬼。
我走的时候，他把一个剪报本拿了出来，我的那些豆腐块剪得整整齐齐地贴在上面。他说，你写得很好。我很喜欢看。我突然感到羞愧极了，我想不管这些是不是我的“罪证”，我还会再写下去的，但是，我不会再写那种无病呻吟的东西了。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实在，面对这实在的生活，还能够宽容地对待生活的人是强大的。难怪马师傅要同情我、安慰我，他真的比我要强大得多。
没有多久，我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隐形眼镜的配镜室，我依然在护士岗位上，只是我不再抱怨自己的处境，我学着换一种目光去看生活和看别人。一年以后，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生活进入了另一条轨道，我也似乎觉得自己正意气风发地走在了一条大路上，那是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接下来是毕业以后进入了专业创作队伍，我如愿当上了作家。我出版了许多作品，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那些豆腐块。这些日子像一层亮丽的布帘子，把过去的生活覆盖了，也覆盖了我在困难时期一个善良的师傅给我的安慰。
前年春节回昆明过节，我忽然想到了他——马师傅。第二天我就出发到我记忆中的他的住家去，我没有想到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建筑工地，一辆庞大的大吊车在孤独地转动着。我傻傻地站着，那个曾经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的人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吗?
我大声叫喊起来，我在呼喊着马师傅，我发现那个声音只停留在我的心里。在瑟瑟寒风中，我的心被一个名字捂得热乎了。
（李雷晴摘自《美文》，刘展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