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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国平的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他的多数作品在形式上摆脱了学术的艰涩，也不故意求新奇，写得质朴平实，所表达的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切己感悟。近日，《守望的距离》(修订本)出版，笔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子水：在上学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真是很喜欢!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名字。你当初是如何想到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人生的哲学的?
       周国平：用文学来表达哲学倒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感觉这样一种表达比较舒服，可能也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学，我上大学时读的哲学系，但实际上我看得较多的是文学书籍。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的专业还是哲学，要写大量的论文、专著，这种工作我也做，写哲理美文是非常偶然的，开始时是《读书》杂志的一个朋友跟我约稿，那是1982年左右的事，实际上也是我最早用比较文学的方式写的文章，这一写便感觉到自己非常喜欢，当然读者也喜欢，这就给了我一个鼓励，就写得多起来。
       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子水：有一句话一直在流传，“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你个人对这个评语怎么看?
       周国平：这个评语，我也是原来在网上看到的。可以说两点：
       第一点，如果说这个话表示女生或者是女性比较喜欢我的书，要胜过男性，那么我自己觉得满意，挺好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的解释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应该更处于比较远离功利的战场，男性是在功利战场的前线拼搏，比较投入，女性比较安静。站在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可能会更加理解我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知道不光是女生喜欢，有很多男性挺喜欢我的书，我们经常有交流。
       子水：周老师是上海人?上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北京于你又是什么角色?
       周国平：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那里一直住到17岁，之后考到北京大学。虽然后来也到别的地方工作过，但最终又回到这里。我在北京的时间更长一些，从我自己心里来说，我也更喜欢北京。
       我17岁考大学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要离开上海，因为我不喜欢那里，实际上那时我根本没到过任何上海以外的省份。但我就想要到外面看世界，北京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来到北京后第一感觉就是我喜欢北京，这里比上海厚重、大气，这个印象到现在也没有变!当然现在上海开发得很好了，我也经常回去。可能上海更现代化，从城市规划来说，肯定也远远超过北京，生活也更舒适一些。但两地的差异，其实是文化上的，未必是表面上能看到的，但你能感觉得到。两地学术界也不同。
       子水：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对一个作家来说影响是重大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周国平：应该是这样的，不光对一个作家，对每个人来说童年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这种影响往往不会意识到，要经过自己的反省，并非经验可告诉你。我认为从小长在上海对我的童年而言是一种遗憾，受不到自然的陶冶，不能与泥土亲近，我觉得这是生活在城市中人的先天不足。西方的大作家大丈人尽管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仍有机会到农庄里去，比如卢梭。
       子水：最近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出版社为了推广一本书，邀请你为该书作序，遭到谢绝；出版社转而“降低要求”，希望能在图书的腰封，印上“周国平推荐”的字样，提议再次受拒。你如何评价出版界当今这种现象?
       周国平：确有此事。我本人不赞成这样的事情。出版本身既是文化也是商业，那么在商业上有所动作也可以理解，但我的标准关键是要诚实和诚信。如果确实是一本好书，作一些推销是应该的，但我本人不愿意参与这种活动：除非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比如《小王子》。但他们加书腰我是不知道的，事后我也批评了他们，我觉得用大字写上“周国平大力推荐”是很可笑的，用我的名字做广告我是不愿意的，
       子水：去了一趟南极，并写成一本书，那你觉得这种极地之旅，对你的人生与创作有影响吗?
       周国平：那不是我刻意求来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这之前，我压根没想到过要去南极，我也不是那种有探险爱好的人。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忘的经历，它对人生的影响可能有量的变化，但不会有质的变化。我去之前不相信，去了以后确实也没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转折这样容易，那人生太充满戏剧性了。
       当然南极的自然地貌与环境是非常奇特的，它给我一种非常新鲜的审美享受，纯净而独特。比如蓝色的海洋上的冰山，陡直如悬崖一般，非常漂亮；另外还有一些企鹅和海豹，你天天和它们在一起，它们见到人毫无表示。
       子水：谈谈在北大上学时你的好朋友、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巴。
       周国平：如果要我说出在我的生命过程中，对我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那就是郭世英。尽管他那时也是一个青年人，但那也正是我受影响的时候，这种影响一辈子都会记住。
       1962年，我17岁，他是我大一的同学，大我三岁。我个子小，像个中学生，他是大高个，一见他我就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类型的人，觉得他真的很有魅力。他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
       子水：你本人比较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你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
       周国平：我觉得这种影响是综合性的，很难具体说哪一个。但我喜欢的，从思想上对我影响较．大的有托尔斯泰、泰戈尔，还有哲学家尼采的文学风格。
       哲学是为寻找信仰
       子水：作为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你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你能概述一下对尼采这个人的认识吗?
       周国平：概括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都；乏很丰富的。我本人对尼采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可以用我的两本书代表：一本就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还有一本是《尼采的形而上学》，这是我的博士论文。
       前一本书是我对尼采认识的第一阶段。尼采在中国一直被当作反动思想家来看待，直到1980年代初，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在前一本书里我澄清了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政治问题。人们总认为尼采是宣扬法西斯、超人、权力意识，把他归为强权政治与种族主义，认为是一个
       政治狂人，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生问题，所有我们当作的政治问题都是他对人生问题的解释。所以我觉得尼采是一个真诚的思考人生的哲学家，他所思考的高度几乎无人能及。
       西方传统的信仰发生危机时，人们重新思考为什么恐慌、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尼采对此提出独到的批判。尼采不仅是关心人生，而且按照西方正宗的哲学来衡量，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关心的正是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问题，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在这些方面他都有独特的看法，正因为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一些根本问题上，他有所突破，对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转折，在这个转折上他起了关键作用。
       子水：希望大家怎么称呼你?你的信仰呢?
       周国平：其实怎么称呼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因为称呼我为哲学家，又发现我有一些做法不像哲学家就感到很愤怒。我不愿意用任何一个称呼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道路。一个人还是要真实地活着、真实地做你喜欢的事情，不要用一个框架来框住自己。
       至于信仰的问题，我现在没有特别明确的、确定的信仰。实际上我觉得哲学本身是不能够给人提供信仰的，我的说法是：哲学是在走向信仰的途中，还没有到达信仰，宗教是到达信仰了，但是哲学是在走向信仰的途中，它可能永远在走向信仰，但是永远到达不了信仰，永远在寻求一种价值观念，永远不能找到，永远不能在一种价值观念上停留下来。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哲学是为寻找信仰，而为没有信仰的人提供一种有信仰的生活。”一个人还没有得到信仰，因为哲学，他过的生活是有信仰的生活，有一种比较高的追求在指导自己的生活。
       性与爱情与婚姻
       子水：记得你有一篇关于爱与孤独的散文，对性持什么观点?
       周国平：爱情有时会限制人的自由，它不是想有就有的。婚姻有的也要保留很多东西，婚姻本来就是很实际的东西，它必须有实际的一面。
       孤独是人需要的东西，智慧的人相当需要孤独。
       性这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1980年代的时候，我在这个问题上、在理论上是非常开放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性本身是一个无可指责的、本身是很健康的东西。它自由地得到满足是完全不应该受到谴责的。谈到两性观的时候，两性有三种情况，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婚姻，这三样东西是很不一样的。
       就性来说，我觉得性本身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是一个健康的东西，是无可谴责的，但是它遵循的是快乐的原则，它就追求快乐，没有别的目标。
       但是就爱情来说，它就跟性不一样了，它不光是要快乐，而且要追求一种理想的原则，爱情是一种很梦幻和很诗意的东西，一定要诗意，它是很理想化的：
       婚姻却是很现实的东西，我们往往想在婚姻里把三者统一起来，性、爱情和婚姻三方面都得到满足，快乐、理想、现实各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我当时提倡一个理论：婚姻应该是宽松的。
       关于这个我还写过一些文章，提倡“宽松的婚姻”。我就是想在婚姻里面把这三个东西统一起来。如果是特别紧地绑在一起的婚姻、密不透风的婚姻、围城一样的婚姻，那对爱情是一种损害。因为一个人结了婚以后，还有可能对别的异性产生好感，甚至也有发展成爱情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实的婚姻是不应该扼杀这样的可能性，他可能有更好的爱情，在那种的情况下我就提倡宽松的婚姻，它给爱情和性是留有余地的，一方面两个人相爱结婚了，但是另一方面两个人都有自由，我原来想那样的模式，那样才是符合人性的。我后来发现，不管谁去实行这种理论都是会失败的。
       子水：这就是你的所谓“失败实验”?
       周国平：是的。理论上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一种说法，但是实践中为什么往往都会失败?因为我发现，不光是我自己，很多我认识的人，他们当时都比较前卫，都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不是以两个人分手告终的，基本上婚姻都破裂了，只要你做自由的、开放的婚姻实验必定失败。
       这个没有办法，人一方面希望自由，另一方面人的嫉妒心是很强的，还是不愿意自己所爱的人有所谓背叛自己的出格行为。一旦有这种行为以后会非常嫉妒，这种嫉妒可能从理论上说是不应该的，人性应该是很宽广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心理还是留下了阴影，时间一长，这种阴影积累起来最后还是会爆发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宽松的婚姻是错的、性和爱情的自由是错的，理论上这些还是成立的。但是现在这种东西和婚姻很难共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更想要婚姻，更想要一种稳定的结合，就应该约束自己，你的代价就是你不能自由了。如果你想要性爱自由的话，你就别要婚姻。这两个价值都是正面的价值，用一面否定另一面，你选择了一个，就不得不放弃另一个。
       子水：关于为人处事，你始终宣扬的信念是一种淡泊，为什么?
       周国平：这包括对外在功利的淡薄，以及对内在精神生活和心灵生活的执著两个方面。
       子水：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能一直保持这种孩子般的心态呢?
       周国平：我自己的解释是，我在外在的功利方面比较无能，就算了，不去争那个。再往前追溯，这跟小时候的性格有关。保持这种所谓的单纯、不世故，就是我放弃没有本事得到的东西，对于我喜欢的东西就执著，结果就显得比较单纯，其实是很自然的事。这种性格是自然发展过来的。
       子水：现在人们常常感到生活压力大了，向往并渴求心灵的宁静，但难以做到。
       周国平：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摆一个位置的问题。对一个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主要的任务还是为自己的生存、在社会上立足，在这方面要花费主要的精力，如果这方面失败了是很惨的，那时候所谓的精神生活就更没有一个依托了，可能会很潦倒、很狼狈，还是要争取在社会上的成功。
       但是我想人不光是要在社会上争取成功，更重要的是你还得有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一种信仰，还要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这种东西是慢慢形成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后，给它留出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但是一开始就要记住不放弃这个追求。有些人在社会上挣扎一段时间以后就完全放弃了这个要求，这比较可悲，只要你坚持这个要求，总能找到一个空间，但是这确实是比较难的。
       子水：对女儿啾啾有什么美好的希望呢?
       周国平：我就希望她能健康地生长下去，从不去压抑她的天性。没有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