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的童年是相似的，烦恼的童年却各有各的烦恼。
小学一年级，我曾经为一粒大金牙烦恼。它在一位语文女教师的牙床上，平时隐约可见，但在她单独辅导我朗诵一首诗时，却突然光彩夺目地迸发了出来。“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她摇头晃脑，作欢乐儿童状，嘴巴起码大出了平时一倍。我恐惧地看着她大嘴深处崛起的那粒金牙，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女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而且她还真的姓金。问题是才小学一年级，我已经知道了金牙是地主女儿才有的。难道我的金老师会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我决定不看她的脸，就低下了头去跟着她学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然而，正是这一次“滴答滴答”，使我得了平生第一次的物质奖：全校朗诵比赛第二名的成绩让我得到一个铅笔盒，外加两枝铅笔。这一次的烦恼很短暂，我不再害怕老师的金牙。我开始明白，金牙也可以长在好人的嘴巴里。
二年级的烦恼是关于运动会的，老师说必须穿白衬衣参加。他说的是三个月之后的事情，我却把它理解为明天早上了。正是隆冬季节，我吵着要外婆翻箱倒柜找出夏天的白衬衣，并且裹粽子一样地套在了大棉袄外面，神气活现，“一、二、一”地去了学校。然而，学校的老师同学却以为我家死了人正在披麻戴孝。我对运动会的期待，一直延续到白衬衣变成黑衬衣。那是多么烦恼的日日夜夜啊，套用《等待戈多》的台词，真是运动会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到后来，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运动会的时候，运动会却降临了。至于我有没有再穿白衬衣，想不起来，也许已经无所谓了。
三年级的烦恼很尖锐，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老师说，敌人就在你的身边，赫鲁晓夫可能就躺在你的床上，美国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到中国来扔炸弹。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啊！因此我吓得不敢睡觉，还和一群小朋友在屋外操场上挖了几个露天的防空洞。外婆看我深更半夜地不合眼，便来管教我。但是我却瞪着大眼睛问我的半大脚不识一字的乡村外婆：外婆你跟我说实话，你究竟是不是特务？
四年级已经有了大烦恼，吃饭的时候，常常想到世界革命。看着碗里的大米饭，想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吃树皮和草根，竟然哽咽，食不能咽。
五年级的烦恼涉及了信仰。外面的大字报总说毛主席身体很好，一天的伙食费是五角钱，主要是吃肉丝炒辣椒。这使我极为困惑，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毛主席也吃饭吗？父亲说：当然吃饭。可是我想，毛主席已经那么伟大了，他怎么也吃饭呢？
12岁那年，一个寒冬的夜里，我睡在白天刚被太阳晒得发出香味来的大棉被里，舒服得朦朦胧胧，突然，关于终极的烦恼产生了——我第一次想到死。死是什么？死就是不能再躺在大棉被里，想象窗外的寒冷，呼吸窗内的阳光；死就是永远也不知道隔壁房间躺着你的亲人，永远也听不到明天早上学校的铃声；死让你吃不成烧饼油条的早饭，你平时那么讨厌洗碗，死干脆让你永远也洗不成了。
那一夜，我流泪到天明。我的童年的欢乐、烦恼，以此为分水岭，宣告结束。第二天早晨起来，昨日阳光永不再来，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生：生命，生活，一切与生有关的万物。就这样走出家门时，我已经是一个少年了。
（杨征伟摘自《英雄美人》，新华出版社，侯海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