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开设《人与宗教》课程是从两年前开始的，每年讲15回，一回90分钟，按照校方的规定，应该属于秋季课程，从9月底算起，除了长短假期不计，课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份。从秋季的红叶到冬季的飞雪，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与日本的大学生一起思考人与宗教的问题应该是挺宝贵的经验。京都的秋天比冬天有情趣，我的课程也感觉秋天讲得比冬天好，因为秋天讲故事，冬天讲理论，理论是晦涩的。
第一次上课来了300多名学生，阶梯教室里坐得很满，热气扑面，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很认真，但我无法观察得更多，只觉得自己通过麦克风传出去的声音是没有回声的，教室的空气绷得紧，当然那是十分积极意义上的紧。
课开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排边上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因为其他座位都满了，所以一个空位就变得挺扎眼，有点儿像飘出来的空间一样。正当我纳闷儿，这时从教室的后面有一位中年妇女推着一台轮椅走过来，轮椅上坐的是一个年轻人，戴了一副黑框眼镜儿，向我鞠躬表示歉意，当然，他的躬是坐着鞠的，这个意外出场叫我停顿了一下，不过很快，我就示意他们坐到刚才那个空位子上。那位中年妇女坐下的时候，向讲台鞠了一个躬，然后把轮椅拉到身前替年轻人拿下椅背上挂着的书包，动作麻利，一切都是日常的，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任何特殊的感觉，其他学生有的看我身后的黑板，有的写笔记，对轮椅的到来并不意外，至少不像我那样会出现停顿。
后来，我才听说，中年妇女是年轻人的母亲，而年轻人身患绝症，四肢麻痹，电脑也只能用嘴巴咬住一根筷子才能打键盘。据说，他母亲总是推着年轻人到大学听课，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位轮椅生的事情。每次听我的课，他的母亲总是坐在他的后面，眼睛并不是老看讲台，而是常常看着她的儿子，目光充满了慈祥。
有一回，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我与宗教”，让大家写一份小报告，写一段能够联想到宗教的生活体验，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篇幅字数都不限制。下课后，轮椅生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先生，他只能回家写，写得很慢，给您发电子邮件行吗？”
“当然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把邮件地址写在当天发下去的资料上。年轻人始终对我微笑，坐在轮椅里轻轻地鞠躬。原来，他好像连话都是说不出来的。过了几天，大约是深夜，我接到了他发来的邮件，以下是他写的内容，摘译如下：
“毛先生：其实我是可以在课堂上写这次报告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用嘴巴咬住筷子打键盘的样子，总觉得不让大家看到才对。因为那个样子不好看，有时我还会流口水，觉得害羞。不过，打键盘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也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刻。如果在课堂上能记录先生说的话，我会觉得更好。请您原谅我没有做记录……我坦白地说，我不懂宗教，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长，同时我也知道我的快乐，因为现在能给您写这个报告就是我的快乐，当这个快乐大于我对生命的担忧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幸福的。宗教也应该是让人幸福的吧。”
在后来的课堂上，每次我都可以看到这位轮椅生。他的目光是最亮的，腰是最直的，听课时，后背从来就不靠在椅背上。
到了今年的秋季课程，我就没有见过他了。昨天，我才听说这位年轻人已于今年的初冬去世了，而且还听说，在那些天的校园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推着一把空轮椅走过，就像当年推着年轻人上课一样。
秋天已经过去了，严冬到了。如果有一天能在校园里与这位母亲重逢的话，我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明年秋天，我的课还会开。不过，这次我想把理论讲在秋天，而故事则讲在冬天。
（饶惠摘自《大学生》2006年第1期，徐华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