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担心自己知道的不够多。
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芙蓉姐姐，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艾伦·金斯堡，我担心自己不知道村上春树，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苹果的MP3播放机iPod，我担心自己不知道“One World. One Dream”，我担心自己不知道伏明霞和梁锦松结婚，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萨特和波伏娃一辈子没结婚，我担心自己不知道中国的能源危机，我担心自己不知道万历十五年，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超级女声，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莱温斯基，我担心自己不知道中国同性恋亚文化，我担心自己不知道后工业社会，我担心自己不知道美国前总统福特和老布什帮助联想顺利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我担心自己不知道博客，我担心自己不知道雅克·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去世，我担心自己不知道Google的股价已经涨到了300美元，我担心自己不知道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理论，我担心自己不知道金庸小说全部要被拍成大陆电视剧，我担心自己不知道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比赛着拍武侠片，我担心自己不知道清王朝的崩溃原因，我担心自己不知道美国国民性格形成的历史，我担心自己不知道《Sex and the City》里凯莉和大先生的结局。
……
我担心自己随时会发现还有更多的东西自己不知道。我简直担心一切。
因为一切信息看上去都是那么有用。一百余年前，王尔德就说：“令人伤心至极的是，今日无用的信息是如此之少。”
作为从小接受过良好并且虎头蛇尾的科普教育的我，对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的理想状态憧憬不已。而今天，提供信息汇总的新浪和提供信息挖掘的Google，给了我貌似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
新浪以信息集中发布的方式，将信息推到我面前，让我不想知道芙蓉姐姐昨天摆了什么pose、今天试镜了什么电视剧都不行。而Google则以信息使用个人化的方式，让我可以顺着一个信息往下寻找，知道芙蓉姐姐芳名为何，哪里人氏。
三年前，广州的《新周刊》曾经大作专题，描述了一个知识传播者群体的形象，并借助王朔创造的一个词称他们为——“知道分子”。根据《新周刊》的模糊定义，“知道分子”们都还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嫁接了大众和知识源，是知识大众化的重要起点——当然，这一点也将这群传播者和大众区别开来。毫无疑问，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知识界精英，我还不可能搜罗知识界的精华，然后向大众发言。
然而仅仅三年过去后，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就迅速被下放到了我的手里。“知道分子”大降其格，已经降格到了我这一级，或者严格地说，“知道分子”正在被更大量的“信息分子”快速代替。
我不需要被清剧的戏剧化描写困扰，也能更准确地获知清史；我不需要购买IT分析师的报告，也能弄明白计算机业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于是我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因为我需要速度，需要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获知信息，需要像《黑客帝国》里的清洁机器人那样急速地找到目标信息块，急速地咬掉我需要的那一片，然后急速地抛弃信息的残骸而去。
在这个信息以病毒方式进行传播的社会，我可以获得拥有全天下信息的假象。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的确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每个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个信息以病毒方式进行传播的社会，每个个体都成为大量信息的拥有者，不管他们拥有的信息是不是太琐碎，他们比之以往都会给我制造更为强大的群体压力。以前，一件事情周围十个人有五个不知道也无所谓了，现在，就算你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你也会坐不住。新浪有热门文章，Google有搜索率最高的新闻排名，它们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让我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信息的传播，甚至超出了网络的力量。比如本报主笔许知远，他从不看新浪、不访问任何一个论坛和博客，网络对他来说只有邮箱和搜索。因此他可以抵挡住网络将芙蓉姐姐的照片、视频、文章、讨论推向他，但是他没法在聚餐的时候捂住我们的嘴，他仍然知道了芙蓉姐姐，他甚至还知道了菊花姐姐，当这个国家近1/10的人口都在网上时，他逃不过网络。
但是相比之下，我更有罹患信息焦虑症的潜质。我总是担心自己知道得太少，我不够强大的内心也让我很难抵抗群体压力。我使用Google搜索一项主题时，通常要翻20个页面以上，才开始意识到信息已经在自我重复了。即便如此，我仍然会为10个页面以下的搜索结果而感到沮丧，我会为自己对此事知之甚少而难过。从事新闻工作，更令我将这种难过发展成了一个强迫性症状。
惟一能够给我安慰的一种说法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对各门知识都有强迫症般喜好的文艺复兴式人才。然而，同时也令人难过的是，我正在看到数十万计的文艺复兴式人才在Google的培养下遍地开花。
（邓方杰摘自《经济观察报》，何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