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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女，在本文中就用小甲代替吧，因为她可以是茫茫尘世中的每一个儿女。小甲与小乙、小丙、小丁，与同时代的年轻人相比，有许多的不同点，但有一点却是无可更改、一模一样的—她们（他们）都有一个老妈妈。这些老妈妈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退了休（或下了岗），工资不多也不少，身子骨儿正走向风烛残年……还有，她们都很爱自己的儿女，如果有机会，希望与儿女生活在一起。
       上大学之前，小甲是那么依恋妈妈啊：“如果我以后在上海有了房，一定接妈妈来同住。”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小甲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女孩了。她在外企里工作了三年，在社会中浸染了三年，在各种“人际关系学”、“利益比较学”中摸爬滚打了三年，对“接妈妈来上海”这一行为，不由得充满了“小小金融家”式的计算和懊恼：接妈妈来上海，不得不租个两居室，这一项增加了500～600元的支出；即使将来买房，也至少得买三居室，夫妻两人一间，宝宝一间，父母一间，按照上海目前居高不下的房价，至少得增加几十万元；妈妈在上海这边没有定点的医院，头疼发烧生个小病，一次没有二三百元下不来；在事业刚刚起步，连坐地铁还是坐公交车都得盘算的阶段，就算是吃穿、水电这样最基本的费用，也增加了不少开支……
       小甲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有这样的盘算，一边暗暗自责自己不孝，一边向最要好的朋友讨教。谁知，那些与她同龄的朋友们，观点几乎一边倒：“你傻不傻啊，上海生活成本有多高你不知道？”“时代不同了，先把自己养活再说。”“干吗非要住一块儿？寄些钱回老家各得其乐不好…… ”
       时代不同了，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一句话，“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也是锱铢必较、分秒必争的时代，都市里每一寸土地每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都镀着金，等着小甲们拿青春博取。于是，本应该轻盈飞扬的双脚，挂满了“成本”、“核算”、“存款”、“月供”等沉重铅球，淡漠了人际，忽略了友谊，也…… 覆盖了亲情。
       “生活成本”归“生活成本”，小甲还是高高兴兴地把妈妈接来了。但内心深处的“委屈”和“挣扎”，不等于就此消失无踪，偶尔她会想，让妈妈做点儿什么分担生活“成本”呢？就让她每天做做饭、洗洗衣服吧，不指望她在经济上帮多大的忙……
       小甲觉得自己付出的很多。这年轻生命对年老者的“付出”，包含着自以为是的同情。往往要在五年、十年或更悠长的光阴里，小甲们才会理解妈妈们默默无语的行动后的“价值”。
       五年后的某一天。当小甲买了新房，24小时内打若干个电话，焦头烂额，晚上才进得新房，与老公趴在床头上念对账单：“请搬家公司，220元。”“外卖两份，30元。”“请保洁工开荒，每平方米5元。”“去干洗店取礼服，50元……”
       小甲念着念着，怔住，痴痴发呆。以前总以为这些劳动无足轻重，价格低廉。合起来，一算，真不少。多得无以为报。
       与妈妈同住时，琐屑的活儿统统由妈妈来做。一年365天，不厌其烦地做好早、中、晚三顿饭的，是妈妈；不顾骨质增生带来的巨大腰疼，蹲在地上耐心地擦地板的，是妈妈；冬天，把手浸在冰凉的水里，搓洗厚重衣物的，是妈妈。如果说，在市场化的今天，“接妈妈过来住”、“给妈妈这个那个”，算是理财计划的“支出”项，那妈妈的劳动价值，谁来计算？
       同样列一张表，妈妈劳动的价值核算表：洗衣服5元一件，每天洗的何止5件。拖地板一次，3元每平方米，妈妈每天拖的何止20个平方米。擦玻璃一次，30元整个阳台，擦净工人最容易漏过的细小缝隙。
       妈妈还承担起工人干不好不愿意干的活儿，刷马桶、洗抽油烟机、施肥、浇花……
       以每天最低30元计（远远不止这些），365天相当于10950元，两个365天，21900元，五个365天，54750元。妈妈晚年生命中的重大财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子女“占有”了，后者欣然享受，前者浑然不觉。即使有一天，子女有钱到不在乎“妈妈的价值”，花钱买来的劳动，买得来妈妈眼里的爱、自己脸上皎洁的光？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小时工，也是最伟大的“小时工”，“妈妈”是技术含量最高却最被低估的职业。
       但当我激动地把这个发现告诉超市里那个挎着篮子来去的老妈妈时，她却只是万分诧异地笑笑，急匆匆地奔向特价菜去也。什么“自己的价值”？给孩子们做点什么，不是很平常？
       难怪妈妈们被“欺负”了这么多年，原来妈妈个个都是数字盲，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下雨了就看不见太阳，刮台风了蔬菜就要涨价，子女们会计较“妈妈给了我多少多少”，但妈妈永远是妈妈。
       （袁轶、涂静摘自2005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