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亲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娶了一个比他还大3岁的女人，老，但却不丑，身边带了一个女孩，只有17岁。
按照惯例，我该叫那女人“妈”，叫那女孩“姐姐”。第一次见面，在饭桌上，父亲指着那个女人对我说：“叫阿姨。”我梗着脖子不肯叫，把脸转向一边，我对她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可能是源于后妈这个称谓。她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笑得很宽容，把一个新书包递给我，我没有接，父亲默默地替我收好。
那个女孩“咯咯”地笑，笑得很好听，她友好地说：“我叫美西，以后是你的姐姐了！”
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人，让我感到无所适从。那个女人对我并不好，起码不像在父亲面前对我那么好。
她出身于那种有一点来历的家庭，内敛、优雅、冷漠，从来不喜形于色，即便她冲着我笑，我也觉得她离我很远。我一直都奇怪她怎么会看上父亲这样老实木讷的男人，我想像着以后的岁月都将在她如炬的目光下生活便不寒而栗，有好几次躲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
矛盾的激化源于她心爱的手表不见了，那是一块瑞士名表。那天她不知要去哪儿，想戴那块表，结果到处找遍了都没有找到。她一口咬定那块表是我藏起来了，任凭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连美西都说：“小雪妹妹是不会拿的，只怕你忘记放在哪儿了，再找找吧！”我感激地看了美西一眼。谁知那个女人恼羞成怒，对美西吼道：“没你的事儿，回自己的屋子里待着！”
我第一次看到她发那么大的火，她指着我的鼻子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女儿生来会打洞，那样的女人想来也生不出好女儿。”言外之意我懂，她的女儿美西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有时候去歌舞团跳芭蕾舞，尽管只是Ｂ角，但前途仍然不可限量。在那个女人的眼里，美西无疑是一只白天鹅，而我不过是一只丑小鸭。美西是她的骄傲，我只是她眼中的一粒沙子。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她污辱我、蔑视我也就罢了，她竟然污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尽管很平凡，但她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最美丽最圣洁的妈妈。我气得朝着她的脸啐了一口。这一次真的惹恼了她，她打电话把父亲叫回来，父亲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狠狠地打了我。巴掌落在我的身上，疼在我的心上，我的内心一点一点冷漠起来，父亲让我的心中滋生出绝望，亲情在瞬间坍塌了，我心痛父亲对女儿的不信任。
那个女人抱着手臂，得意地站在我的对面看着这一切。我知道，我再说什么都没用，没有人会相信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恨那个女人。
没过几天，我发现她的腕上又戴上了那块瑞士名表。原来她把那块表随手放进一件大衣口袋里，然后就忘记了。
我从内心里鄙视她，她并没有跟我认错或者道歉，假装忘了这件事。美西从歌舞团回来，发现手表，大呼小叫地嚷道：“妈，手表在哪里找到的？”
那个女人不言语，父亲也不说话，没有一个人为我在这件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一句话。我恨他们，内心里渐渐滋生出报复的念头。我为这样的念头，激动得睡不着觉。自责随之而来，她好歹是父亲的女人，是我名义上的妈妈，我真的下得了手吗？然而心中另外一个小小的声音响起来：她为什么不看在你是父亲的女儿的分上放过你呢？对于这样狠毒的女人不能手软。
最后邪恶占了上风，我已经被报仇的欲望迷住了眼睛。经过周密的计划，我决定冒险而为。
有一天，美西她们排练了很久的《天鹅湖》在工人文化宫上演，父亲和那个女人都去捧场，本来叫我也去的，我推说肚子疼，没有去。我计划烧一壶滚烫的开水放在门后，等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打电话给继母，就说家里有人找她，然后她回来，一脚踏进开水里。我为自己天衣无缝的阴谋兴奋得全身发抖。
准备好这一切，正等着鱼儿上钩，谁知美西跑了回来，说是舞鞋坏了，回家换双新的。推开门，随着一声惨叫，她的双脚一下子踏进绝对有98℃的水盆中。我吓傻了眼，毕竟我只有15岁，不知该怎样应付这突变，我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美西疼得抓住我的手，指甲深深地抠进我的肉里，她痛苦地说：“快打 ‘120’ 救我。”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手忙脚乱地拨了电话，茫然地看着一群医生护士把她弄进车里拉走了。
屋子里一下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发呆。此时方觉得后怕，那个女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逃吧，走得远远的，让她再也找不到我。可是我只有15岁，我能逃到哪儿去呢？犹豫的结果，我哪儿都没去，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家，也不喜欢我的父亲，可是，也只有他是我的亲人，我别无选择。
那几天，家里很静，没有人说话，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每天我都生活在忐忑不安的恐惧中。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并没有找我的麻烦，我猜想，她可能是顾不得收拾我。她每天眼泪汪汪地在家和医院之间穿梭，担心着美西的未来。
有一天晚上，我起床去卫生间，隐约听到那个女人在客厅里跟父亲说话，他们没有开灯，坐在黑暗之中。我蹑手蹑脚地立在门边，听见那个女人对父亲说：“美西也太不小心了，烧个开水，竟会把自己烫成这样，只怕将来再也不能跳芭蕾舞了。都是我这个做妈的不好，把她惯的，连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不过我想不通的是，她为什么会突然想起烧开水呢？”
本来已经放下的心，忽然又提到嗓子眼。庆幸的是，美西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战火暂时不会烧到我的头上。
那一个晚上，我几乎一宿没有合眼，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儿，错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第一次那么想看看美西，第一次那么盼望着天快点亮起来。
在医院里见到美西，我就傻了，美西的两只脚缠满了白花花的纱布。那个女人正忙里忙外，进进出出，给美西洗脸、梳头，侍候美西吃饭，看到我来，冷漠地抬了一下眼皮说：“狐狸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来看笑话的吧？”我没有理她，也没有生她的气，我想她如果知道了美西的脚是我所为，只怕不会给我白眼这么简单，而是会直接扑上来掐死我。我第一次没有计较她的态度，是因为美西的宽容。
美西冲我眨了一下眼睛，招手让我过去。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脚，眼泪止不住落下来。她抓住我的手笑道：“姐一点都不疼，傻丫头，别哭。”她这样一说，我更加受不住，忍不住哭出声来。那个女人在边上看着，厌烦地说：“好了好了，别假惺惺的，快走吧！别影响她休息。”我被她从医院里轰了出来。
一个多月以后，美西出院了，尽管没有大碍，但那双纤美精致会跳芭蕾舞的秀足，结满了累累的疤痕，狰狞而恐怖，让人不忍目睹。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跳过芭蕾舞，不知为什么，她的脚使不上劲。我想她是心存不甘的，有好几次，我看到她在房间里偷偷地哭，那哭声像柳条轻轻地抽在我的心头，折磨得我日夜都不能眠。等到第二天看到我，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用那双又红又肿的眼睛看着我笑，没有半分的怨恨和敌意。
她越是这样宽容地笑，我的良心越是不安，我无法面对自己。在她的笑容里忍了几年，高中没毕业，我像逃跑一样去了深圳。
我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打工，赎罪似地拼命工作，期待挣很多很多钱，给美西的脚做整容手术，给我的心灵做美容手术。
多年以后，我回到家乡，见到美西，她已嫁做人妇，男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但是很爱美西。美西在一个私人开的打字社里做打字员，看上去安详平和。试想，美西的脚如果没有烫伤，她的生活必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跳芭蕾的女孩，她的梦，被我的一念之差淹灭在一盆开水中，残酷，但却是事实。
我改写了美西的命运，也改写了美西的人生，甚至也包括我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想我会一直读到大学。
美西见到我，很高兴，她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纸袋，里面是我历年来寄给她的钱，她一分也没有动。她说：“妹妹，这些钱都是你的，也许你比我更需要，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这份心意。”
我看着美西，她的善良让我羞愧，让我无地自容，我不是想用一点点钱换取良心上的安稳，美西的付出是没有东西可以等价交换的，我只想尽我力所能及。我叫了美西一声“姐姐”，眼泪忍不住滚滚而落，从第一次见到美西，已经十年了，我第一次叫她“姐姐”。美西拥住我，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方雪摘自《中国青年》2005年第20期，邹晓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