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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整个人生的角度，管理企业与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精神。而登山，更如人生一样，虽时常不能预知结果，但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2003年5月22日，我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从海拔8844．43米的高度俯瞰能看到什么?其实，登顶那天云雾弥漫，能见度很低，还下着雪，什么都看不到。
       曾有朋友问：“你到山顶的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8000米以上属于极度缺氧环境，是生命的禁区，按照高山医学判定，人在此时的智商相当于6岁小孩。一般人都认为在这个高度人肯定有恐惧感和危险感。实际上，这两种感觉都没有。虽然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随时都有可能滑坠，但由于头脑迟钝，人却不感到害怕。体力消耗殆尽之时，人近乎于机械。
       到达山顶之时只能做两件事：一是要照相，摆出站在珠峰顶上的姿势证明登顶。这在登山行话中叫“取证”。比如两个人登到山顶，可以互相以照片为证。看看位置和周边的地形，然后拍下“证明”。另一件事是展旗。登顶，国旗必须要展示出来。有些遗憾的是，我还带了一面万科的旗，但在山顶刚把万科的旗掏出来，向导就催促快下山，并不给我照相的机会。
       登顶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太激动的感觉，并没有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热泪盈眶。然而在成都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公司放了中央电视台拍的20分钟短片，播放到第一小组登顶展旗的镜头时，音乐一起，我的眼睛猛然湿润了。
       不同场合。总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的做法对股东负责吗?”
       此问题的假设前提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不应该冒风险去登山，否则就是对投资者不负责任。如果按此逻辑，我岂止是对股东不负责任?对家庭也不负责任啊!我的太太替我担惊受怕，孩子也可能失去父亲。对父母更是不负责任，对亲朋好友也很不负责任。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就不能从事一些带有冒险性的运动。
       为了确实对股东负责，我一直把握三条原则：
       第一，作为一个董事长，我是不是合乎这个职位的要求，是不是具有担任这个职务的能力?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自己是合格的，有能力的，也是基本胜任的。
       第二，是否尽职尽责?有的人有能力，但不一定尽职尽责去工作。根据万科这么多年的经营状态，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尽职尽责的。
       第三，作为上市公司，有很多股东对万科投资，但作为董事长不能就因此而丧失个人生活。
       话虽这样说，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规避投资者的风险，答案就是尽可能增加透明度。尽管登山是我的个人生活，但由于这项运动的风险性，我的行为仍可能会影响公司股票的行情，所以，我的行为应尽量透明，让股东知道这些情况。广大中小股东在我登山之前了解了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一种认为王石登山可能遇难，应该在他登山之前把万科的股票卖掉；另一种判断是，即使万科董事长遇难，公司也会正常运转，否则他不会去登山，这正说明公司运行良好。
       有许多人说：“王石真不简单，52岁还能登珠峰。”
       他们把“不简单”主要界定在我的年龄上，因为在此之前登顶的中国人，包括比较适应登高山的藏族同胞在内，最大的年龄是45岁，而且是专业登山队员。我50多岁去登山，又是一位企业家，人家会觉得是为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而搞表演，因而怀疑我能否登上去。为什么我认为52岁登顶珠峰不是问题，但一般人感觉是个问题呢?是因为人们往往认为“人过半百万事休”，而我的做法不符合这种传统。
       为什么对于登山者来说年龄不是问题呢?
       第一，从国际上看，此前登顶珠峰者的最大年龄是64岁，是个日本人。而我才52岁，正好比他小一轮。2003年是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纪念，先我两个小时登顶珠峰的一位日本人的年龄是70岁，这是人类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
       这位日本登山者是和他的儿子一起登顶的，登顶后打卫星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父亲99岁，此时正在长野滑雪场滑雪!听说儿孙成功登顶，老人就问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一听对方是在珠峰顶上，便说：“在顶上还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们还没顺利下来呢!”99岁的老人，头脑多清醒!所以说年龄不是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
       第二，年长不仅不是劣势，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是优势。这次登顶之所以成功，与我的年纪有很大关系。这是我在登山之后总结出来的，因为登山绝不只靠体力，还要看年龄和生活的长期积累。
       我是从1998年开始对登山活动发生兴趣并开始训练的。登山，特别是登雪山要经过一整套的训练：攀冰、攀岩以及使用绳索等系列训练内容。1999年我登上第一座雪山，2001年达到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标准。到2003年登珠峰之前，我已登过11座雪山，在中国民间登山爱好者中算是阅历比较丰富的。
       很多报道说我从小梦寐登上珠峰，登上了也就满足了儿时梦想，其实不然。
       2003年登珠峰多少有一点戏剧性和偶然性。一般来说，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要准备两到三年，而我2001年才把登珠峰纳入登山计划，因为我的原计划是2002年登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300米的卓尔峰，到2006年才打算登珠峰。而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准备在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时搞一个纪念节目——10集长的专题片，希望我把登卓尔峰改成登珠峰。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协会的副主席，我非常愿意推动这项运动，就表示了同意。同时，我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登到8300米时我就下来，因为我认为自己从心理到体力都具备登8800米高度的能力；二是要求摄像镜头不能对着我。电视台编导答应了我的条件，所以，整个攀登过程中我的镜头很少。
       2003年春节后，我们去尼泊尔采购设备、聘请高山向导。当时，登．山队的王勇峰队长说：“今年队员们的实力特别强，有曾经八次登顶珠峰的队员，也有四次和一次登顶的队员，氧气设备非常足，又是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纪念，机会特别好。”综合上述原因，我才觉得应该试一试登顶。
       这次登珠峰的7个队员都是业余队员，其中有一位比我小10岁，身体非常好，在2001年和我一起被授予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登山过程中他的负重比我重，平日训练时他也总能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到营地。按照状态判断，7个人中他应该是第一个登顶的，但这次他却没能成功。事后总结，原因有两条：
       第一，对每个人来讲，能登顶世界最高峰肯定是一件很激动的事。但他从2003年3月份起就已经进
       入兴奋状态。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训练时，一般人登山负重最多是20公斤，他却负重40公斤，我们走两趟，他走三趟。进入大本营时，他本人的状态仍很兴奋。我专门找他谈了两次，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过早出现兴奋状态。待到真正攀登真正需要兴奋状态时，他的兴奋期却过了，当然会力不从心。
       第二，突然在电视观众面前当名人，他显然不大适应。我事先要求电视台不拍我，就是怕镜头使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消耗增大。这位队友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后，突然有了名气，登山过程中要接受记者采访，每天要回答互联网上的帖子。中国移动为此次登珠峰做了一个网站，海拔6500米以上还可以通过海事卫星电话上网。这个队友每天要看许多帖子，回复大家对他的关心，还要跟踪拍摄登山过程并将一些图片传回家乡城市的电视台。显然这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到达8300米第二天准备真正登顶时，他的精力已完全消耗殆尽。那天晚上大家各自选择是否登顶时，他明智地决定放弃。
       最后，我们7个队员中有4个登顶了，全队中只有我一点伤都没有，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因为我有绝妙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登顶全过程中，我的心态坦然，并努力保持了自己的体力。
       举个简单例子，在海拔将近8000米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非常漂亮。同伴们都出去看，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
       我没吭气。
       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这是我们登了这么多山所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我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是在保持体力。我知道我的目标只是登顶珠峰，任何与登顶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整个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这次登山过程中，我体会到，52岁的年龄不仅不是问题，而恰好是因为生活阅历，我才达到这种状态。事后，我也感到很奇怪。下山之后，再回头远眺珠峰，她太高了!连我都不相信自己曾上去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面对这个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我人生积累的经验都在无形中发挥了出来。
       此前，我登了5年山，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高山反应。1997年第一次在西藏待了一个月，进山时就发高烧，上吐下泻，几乎处于昏迷状态。2002年登珠峰之前的热身练习中，我只要到5000米的高度就会恶心，进不了食。5年的登山历程我都过得非常痛苦，一进山就盼望着赶快登完，赶快下山。但这次登珠峰的过程中就很奇怪，到5200米时我不但没感到头晕，而且晚上睡觉很好，饮食状况也很好。整个登山过程中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进山的第二周，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用四个字形容——心静如水。为什么在面临这么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时，我的心态反而能保持平静，而且身体状态良好，高山反应的很多症状都没有出现?
       我只能这样总结：面临这么巨大的挑战，我不得不集中调动全部精力、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并将它们浓缩到一起来面对珠峰，这正是恰到好处的战术。尽管我自认为5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但我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毕竟不如30岁、40岁的人，必须采取一种合适的战术。这种战术要求我心态必须平和，且始终以一种状态坚持下去。
       一位在国际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冠军的日本运动员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对他来说，跑完42公里的马拉松很困难，他就把巨大的困难分解成多个不同的小困难，把42公里分解为10个阶段，平均一个阶段就是4．2公里。这次登珠峰我采取了同样的策略。8844．43米是我从未接触的高度，5年登山过程中我登了11座山峰，但8000米以上的山我从没登过。于是，我把高度分解，将从6500米到8844米的距离划分成几段：6500到7028米就像登过的青海玉珠峰；7028到7790米就像登过的新疆穆世塔德峰：7790米以上地形比较复杂，就像2002年登过的北美麦金利峰。这些都不过是我过去登的几座山，如今像当时那样再登一遍就行了。这样一想，心理压力就减轻了许多。
       登山随时可能遇到危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1999年我攀登博格达峰，我刚愎自用的态度险些让我失去生命。当时，我和台湾登山队一起攀登，天气不好，他们不准备再登了，而我却要一个人登上去。进山第三天，天气依旧相当恶劣，前面是雾蒙蒙的雪崩区，小雪崩经常发生，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山段。那时已是下午5点钟，我进退两难，要么就撤下去，第二天再上来，要么就在冰地上露宿。
       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小雪崩区差不多只有30分钟的路程了。如果第二天天气变好，我就可以成功穿过这一路程。于是，我决定当晚在冰地上过夜，没带帐篷，我就在冰地上打了两个冰锥，挂了两根绳子，套上睡袋，把自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但是，第二天天气仍然相当恶劣，只好下山。当我走到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上面的飞石砸断了，顿时，恐惧袭击全身，暗想：“这下子完了，我再也回不去了。”下面就是大裂缝，掉下去不用说生存无望，连尸体可能都找不到。我浑身哆嗦，开始诅咒自己：“真是吃饱了撑的，没有这个能力，干吗跑来登这个山?!”
       此时，我的对讲机和大本营保持着联系，但我将它关掉了。我一边在恐惧中诅咒自己，一边在计算：如果我把目前的处境告诉大本营，他们上来援助我，最快也需要两天，我就是不摔下去，人也成冰棍了。不指望救援，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个决定：一定要先把哆嗦制止住!头脑里突然想起，在运动员上阵之前，有的教练会给他一个巴掌，他会“啊”地叫喊一下，借此集中精力，保持信心。我开始打自己耳光并叫一声，再打一下再叫一声，果然，我的身体不抖了!这个坡面，我去的时候只花了20多分钟，回来时我却用了两个多小时!下行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甚至连风雪都感觉不到。待自己过去之后，我的腿又开始哆嗦起来，后脊梁全湿了……
       登山过程中，遇到这些情况是免不了的，但恰恰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人们才能真正面对死亡。东方人对死亡有忌讳，甚至死了都不说“死”，墓地也只有在清明节扫墓才去，其他时间一般不去。但西方人去墓地就像去公园一样，对死保持豁达的态度。日本这个民族对死亡的态度跟中国也不太一样，在日本，墓地和高档公园往往相接。而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死也保持着回避的态度，一想到人死不能生还，心中就感到紧张。
       但是，死亡恰恰是在登山运动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如何面对死亡?面对大自然时，人是非常渺小的。人们往往认为登山是征服了高山。其实人不可能征服高山，只是登山会使人们获得良多，会引发你
       从哲学角度去面对生死。毫无疑问，人要追求比生命更久远的东西。选择登山就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欲罢不能。在登山过程中最大的体会就是直面死亡，更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现实生活中，我们处在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很多方便、舒适的条件，但只要进山一星期，身处物质供应短缺、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山之上，你会想什么呢?我第一次在雪山上待了一星期后，只想两件事：一是洗个热水澡，二是坐在马桶上。以往住酒店一般都住在商务层，果盘或鲜花随处可见，我们却连看都不看。但在深山中，当队友掏出一个苹果给你时，你会觉得这个苹果无比甜脆……远离文明，回到原始的自然中，我才感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不但忽略了现代文明的好处，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情也忽略了……再回到大城市，再洗热水澡，再坐马桶时，我会对生活感到珍惜。
       登山既是人生的浓缩，也是人生的延长。登山是艰难的，登山者可能随时都有放弃的念头，我并不是很勇敢，意志也不很坚强，也曾想到放弃，但终究坚持到最后登顶成功，有时，自己也奇怪：“我竟然能上来了?”然而，正是因为一步步的攀登，人们才能顺利登顶。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放弃才没有成功。在生活中总结出一些道理往往需要10年、20年，等你懂得之时，很多东西可能已来不及改正。但在登山过程中，一个星期就可以让人们懂得很多，这是人生的浓缩。所谓人生的延长，是因：为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很多你想做的事就可以去体验实施。回到现实生活中，遇到坚持不下想放弃的事情，我就会想到登山的体会：世界上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坚持、再坚持一下。
       登山之前，我认为一生能做成一件事已很不容易，人生简短几十年，能把万科做好已很不简单。但在登山之后，我感觉到人无限的潜力，仅把万科做好是不够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让自己在将要离开世界时，才遗憾本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体验人生更多的乐趣。
       美国著名记者乔恩·科莱考尔是一名业余登山者，他曾经经历过惨重的1996年珠峰南坡山难。在其专著《INTO THE THIN AIR》中，他引用这样一段话：“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
       登山，特别是攀登雪山，面对紫外线的直射、恶劣多变的天气……需要的是以耐心、毅力对抗单调和枯燥，坚韧地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对于有的人而言，或许，登山这一行为确有作秀的嫌疑，但是，当巍巍的珠穆朗玛要求人们用整个生命面对她的时候，登山就变得纯净无比。这复杂而简单的攀登开始关乎人性、自我、勇气和尊严，并直指生命的源头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