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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介绍沈从文生平、生活和思想，评价他作品的传记。作者是一位美国学者，现为美国纽约圣诺望大学历史系教授。作者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他花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搜集资料，多次到中国湘西，多次访问了沈从文先生，坚持不懈写下了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传记。他第一个给沈从文以文学上的崇高地位，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本文节选自其中的片断。
       1922年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目标既含糊不清，希望也极其渺茫。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了报纸上的说法，以为北京有的是上学的机会。他的终极目标是参加文化复兴运动，在中国重新树立真善美的观念。沈从文出身于半旧半新的乡村文人家庭，他很快就看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要求是打倒文言文之后，把原来文言文的读者、文言文的感受力及其代表文化，包括旧道德、旧政治体制和家庭结构等等，全都改造过来。这种“理想”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中国青年都会赞同的，尽管这些不甘妥协的年轻人总在企图找到自己崭新的积极目标。同样，沈从文也渴望取得个人独立，跟他从前的生活、跟那些军营机关，跟自己的家庭和女人的关系一刀两断。他在军队混事时，就熟悉了绅士老爷的种种过场，憎恨旧社会的一切。他离开湘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要取得独立。沈从文说，他巴不得今后不再接受湘西王陈渠珍的接济，也不愿依附他在北京的亲戚黄镜铭和熊希龄。
       然而沈从文想做学问的打算是需要钱才能实现的。写文章，读学位都得有钱。20年代多数进步的作家全是教授，以他们的学问受到人们尊重。因此，沈从文显然必须考进大学。
       考进大学，这的确是沈从文的主要目标。郁达夫1924年11月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信》中，用冷嘲热讽口气分析了沈从文当时的理想与打算。沈从文给并不认识的郁达夫写去一封诉苦信，要他帮忙。郁达夫读了信很为感动，一天早上他去这位20岁青年住的旅馆看望他，带他出去吃饭。当天晚上就写了这封公开信，同情沈从文的处境，却嘲笑他的打算。(信里没有写沈的姓名，所以谁都不知道写给什么人。)郁达夫写道：“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是想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韧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是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一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去当土匪，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
       沈从文到北京来的如意打算，他的亲戚黄镜铭早就提出过怀疑。沈对黄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想读点书。”黄回答道，“瞎，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样读书?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1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沈从文反驳道：“可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沈从文记得当时两人谈的就是这样一席话。
       1924年郁达夫看望沈从文那回，沈一定提到过他的亲戚熊希龄，因为郁达夫在公开信里，对这位青年用开玩笑的口气出主意说，他可以偷别人的东西，不妨先从他姓熊的亲戚处下手，因为熊希龄的家财本来也是偷来的(郁达夫可能指熊的万贯家财是从热河行宫处盗窃而来的)。公开信还透露，沈当时已经陷于绝境，只好到处告帮，却依然两手空空：“接济你资斧的人(陈渠珍)，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帮你。你去投奔同乡亲戚大慈善家H(熊希龄)，H不理你，穷极无路，只好写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
       沈从文既穷，又未上过新学，当然考不上大学。他在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成绩就不佳，加上没中学毕业文凭，想考国立北京大学更没有门。倒霉事像没有个完，他学外语也力不从心，这就使他上不了大学。当时他讲过一个笑话，说他连英文字母都背不下来。当时有两个朋友，戏剧作家丁西林和教英文的陈源教授都教过沈从文英语，希望把这位学生送去剑桥上学，可学生并不争气。沈还投考过燕京大学中文系，依然名落孙山。(哲学教授冯友兰曾在他落榜考卷上打过分数。)后来沈从文总算考上了一个中法大学(可能送他去法国留学)，然而他交不起学费。一次次的落榜在他感情上留下伤痕。最后顾颉刚和刘廷芳两位教授曾想法子让他到燕京大学教书，但沈感到太丢面子，没有去成。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在北京到底熬了多久，这些日子他又是如何熬过来的，这一点还不清楚。开头一阵子他一定是为了考大学而奔忙，后来便干各种杂活，譬如在京州印刷厂做工。他总想一面干活一面读书。他曾到一家图书馆谋求过职位，管理图书是他在保靖时就干过的活，但未被录用。他在一封发表的信里透露过，1925年一个县政府招考录事，他想去参加考试，可他去时这个职位已经录用了别人。沈有位朋友是大学教授，想帮他进一个大学办的图书馆讲习班，讲习班原定暑假开办，后来计划告吹了。沈在北京《晨报》刊出过几篇评议当地事件的讽刺小品，据沈从文回忆，当时《晨报》刊登沈的作品并不付稿酬，只付给几张买书的书券。
       于是，走投无路的沈从文便考虑再去当警察，还差点进了一所摄影学校，在最困难的日子甚至想再去当兵。当时奉天、直隶两帮军阀都在北京招兵。为了壮大声势，招兵队伍后面总要跟上一排衣衫褴褛的流浪儿，吹吹打打吸引观众。沈从文不只一次在这种不体面的队伍里?昆过。他甚至跟这群队伍到一家旅店去排练过站队。直到招兵站要他按指纹、领伙食津贴时，他才溜掉，打定主意多熬一天再说。
       沈从文承认说，他之所以犹豫不决最后没有去当兵，是因为他还想做个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作家。直到1926年，他还有过打算，想回湘西跟陈渠珍做事，不过国民党北伐军向北推进，截断了去沅江的归路，他只好留在北京。这时沈已经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篇作品了。其后他还想学苗语，回湘西老家研究苗族乐歌和宗教礼仪，特别是傩戏。然而，跟前面说过的条件一样，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费。
       沈从文可以查到的第一篇刊出作品是《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4年12月)。在那一年里，他写了不少东西向各处投稿，这些稿件大都被
       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他估计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但到1925年，《晨报副刊》就开始经常刊登沈从文的文章了。给他的稿费每月从四元到十二元。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就注意到沈的作品。1925年5月，林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书评，赞扬沈的文采，还错把沈当成大学生。这正是沈从文求之不得的机会，跟和郁达夫通信那样，让他这个到处碰壁的人再一次引起社会注意。此后林教授对这位青年异常照顾，请他上自己家去，给了他极大同情、指点。后来林教授把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对老一辈政治家梁启超讲了，梁就把沈引荐给他朋友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正巧缺一个图书馆员。就这样，沈从文通过一位新认识的林教授和一位完全陌生的梁启超(他同梁后来只在1926年见过一次面)的撮合，开始在他的显赫亲戚熊希龄底下办事。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相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两人有时坐在古松树下，或者坐在经过沈的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熊往往向沈考问各种知识，直到午夜。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在给他种种“考试”。熊还送沈从文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袁同礼教授教他编目学、文献学。袁同礼次年就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中，这个馆算是首屈一指的：
       沈从文住在西山的日子刘·他个人说来是很有收获的。他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静寺院楼阁间随意漫步。此后在他的小说后面注上写作时间、地点的时候，香山的有名地方常常出现。他的朋友胡也频和丁玲正在山中度蜜月，他们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20年代那些年头，北京和西山交通靠毛驴，而毛驴得花钱。沈从文如果想到城里书报摊上翻翻书，只好走上四个钟头。沈从文感激那位阔亲戚的帮助，可总觉得他跟熊府的绅士气派格格不入。他跟熊家那帮人之间总有一条说不清楚的鸿沟，这一点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所以等到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社里找到一个录事职位，因而在北京有个糊口的地方时，他就又回到原来的公寓里去了。图书馆这门学问怎么也引不起他的重视。这段时期他一直在写稿。甚至还想和丁玲、胡也频一起办一份文艺杂志。实际上，沈和香山的绅士之间的鸿沟，是沈自己的创作引起的，特别是像《棉鞋》、《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沈不了解这一点，说明他多么天真、不懂事。关于他为什么离开香山，沈从文现在的说法是，他为了取得独立，才离开熊家产业。还说：“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
       在小说《棉鞋》中，讲故事的人因为穿不起一双体面鞋子，在大庭广众中很失体面。他穿双旧布鞋走过去，招来了香山图书馆长的轻蔑，也惹得游客投来挖苦嘲笑的目光。他的老板，香山慈幼院院长也暗暗谴责他。就算这篇小说情节纯属虚构吧，香山的职工看了这篇小说必然也非常反感，因为小说把他们写成了一批势利小人。由于小说写的是真事，小说结尾老板还叫这个讲故事的人姓“沈”，沈从文的上司当然会把这篇小说看成是对他们的粗暴人身攻击。
       《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这篇小说更是不能忽视而且难于原谅的，因为他用轻蔑笔调写了香山一次生日大庆。贺客达到3000人，当然算一场盛举，很可能是写熊希龄55岁生辰的大庆吧。小说中那位不按传统品格塑造的主角，正是备受社会歧视的作者自我贬抑性格的体现。盛宴中的男宾全都使他觉得讨厌，可那些满身香气、头发短短的摩登少妇，却敢于和他挨得很近，引起他的遐想，想抚摸她们、拥抱一下……按当时风气标准说，小说中讲故事人对社会上层女士的色情挑逗举动，可算非常失礼。这不能不令人猜测，沈从文离开西山的确有可能真是出于“某些其他原因”——可能真是为了追求那位富家出身的女大学生。他已经碰了钉子，而且此事已经传扬开了。
       离开香山之后，沈从文又恢复原来的穷困生活。他的确算得精穷，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写好几篇自伤穷困的小说，哭诉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还说朋友中有些想入非非的人，居然要他苦一点也不要紧，要做正派人。沈从文在常德保靖当过兵，那种窘迫日子他体验过，也尝过失业的滋味，可现在，他连件像样的衣服也穿不起，在北京过冬还生不起炉子(后来丁玲、胡也频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冬天来了朋友时，只好烧些旧书取暖)。他上东城一家好心肠的书摊去读书，假装反复挑选模样赖着不走。有时候接连一两天饿肚子。他常常感冒，鼻孔流血，直到20年代末他去上海，身体一直很差。他一只手拿起笔，另一只手撕块破布来捂着流血的鼻子，就这样他还得赚钱接济母亲和妹妹。在北京时，他连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找不出来。因此，他的自传性小说里便常常提到呼吸系统病，成为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正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有结核病一样。
       据沈从文回忆，1924年、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再就是1926—1927年，沈都住在大学周围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在一个公寓里，沈从文住的是堆煤仓库，只在墙上开洞当窗户。他不论在哪处都只住了几个月，常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撵走。沈从文把他住过的房子都取个雅号叫窄而霉斋。这说明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他多么为不能上大学实现自己鸿图而愤愤不平，然而却还有着大学生的生活气派。
       最大的道义与物质支援来自他的同伴。沈从文广交朋友，常常在开饭时刻去宿舍拜访他们。他的朋友大都是北大、燕京、农业大学学生，大部分读中文系。这些学生并不出色，现在早已默默无闻。虽然很多人都读中文系，但后来也没有出过多少作家。好笑的是，沈从文回报这帮学生盛情的办法是，替他们写作文，答家庭作业考试卷，还代写情书。一个人交朋友总从亲戚同乡中人手，再向外界扩展。黄村生，在小说《棉鞋》里作者叫他“村弟”的，是北京农学院的学生，原是沈的表弟。沈叫他村弟是表示亲切。那双不吉利的鞋是1925年村生送给从文的新年礼物，村生为了买鞋，典当了他的西服，这双鞋象征了人越穷越要患难相扶持的风格。村生虽然比沈小两岁，却在各方面指点表哥怎样适应城市生活，帮他搬到北京大学的附近住下来。沈没有饭吃时招待他吃饭，常常还让沈去他那儿住一两星期。
       沈从文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
       中，也许最关紧要的是《京报》副刊的编辑：胡也频和项拙。两位编辑跟沈从文一样年轻。所以接到沈一篇投稿后，就到沈住的公寓小房间里拜访作者。对沈从文来说，胡也频、丁玲夫妇跟他的感情远远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他们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名落孙山的人，因而说得上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都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出于沈从文介绍，三人常常住在一家公寓。这样一来，特别是他们朝夕与共的出入，20年代末三人还在上海合办杂志的活动，加上经常搬家都住在一块，谣言就传出来了，说三个人之间关系暧昧。这很可能是沈从文早先曾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吧，沈还为她写过爱情诗。丁玲是湘西下游的人，总的说来可算沈的同乡。她可谓是沈的同乡中几位解放型的女性之一。她可能对沈从文有过某些亲近的表示。沈从文1931年提到过，他一生遇见过的人中，只有丁玲一人初次见面就夸沈长相俊美。沈从文在回忆跟他们两人的关系时，总说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小两口吵架中老扮演和事佬角色，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他们三人在买书、花钱、计划办杂志上可说是完全不分彼此，似乎大家把一点微薄的收入(沈靠稿酬、丁玲靠母亲寄钱)都凑集起来，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幸运的是，沈从文发现北京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是湘西之后又一本历史的大书。某些街道都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而参观这些博物馆并不用买门票。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便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那时候，故宫流出来的东西不用多少钱就能买到手。沈从文却没有成为收藏家，因为到30年代他才有固定工作。
       是黄村生不愿表兄玩古董，才想尽办法把他拉回现实生活中来，把他安顿在大学周围居住，沈从文在这里自然找到最大的自由。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比率最高达到三比一。沈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校规一点也不严。沈从文曾经假装另一系学生正经八百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得过三角五分钱奖金，原规定是发给正式生的。京师图书馆是他读书的地方——那里有茶水，还能取暖。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了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辞缓交。这些都是“北京的好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上海则正好是它的反面。沈从文后来将两者对比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但北京的某些方面对沈从文也是很不利的。在北京文人集会上，他那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上，在文人绅士中令人侧目而视。他特别看不起要小费这种城市陋规，把它作为讽刺靶子。这并不奇怪；他每个月到《晨报》馆去领四元到十二元的稿费时，都得给门房两角到三角钱，才让他进去。沈从文憎恨这种“关系”，而北京当时社会是全仗有关系才走得通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同学，或者沾亲带故。郁达夫说过，要是没有人介绍，沈不但当不上校对、图书馆员、家庭教师、护士，甚至打铃、跑腿的听差也混不上一个。时隔55年之后；沈还悲叹说，“当时连叫化子也结成帮，有帮的规矩。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进也进不去。”他给那些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他把这种信叫“撞大运的信”)，说明关系之网怎样把他关在大门之外。
       沈从文伤脑筋的不单是缺乏关系使他进不了清华大学考场，他最受不了的还在于，关系网还决定了他的作品会不会被采用。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组合。其他条件全是不足道的。他认为，他自己写作初期稿子难于刊出，原因正在于此。他举出一个实例，《语丝》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办的杂志，颇有名气，沈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完全靠胡也频把稿子亲自送给了周作人，经过这层关系小说才得刊出。沈和胡也频当然也想自己办杂志，使自家作品能够问世，不因别人偏见而告吹。同样，胡也频写的诗也通过沈从文与徐志摩和《现代评论》的关系，才找到出路发表。
       当然，沈从文能够成为作家，不是因为事情还不如他上面说的那样糟，而是由于他作品本身的价值，得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心地开阔人士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