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为“说八”，可以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发明了科举，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上进的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后来的英雄们认为，此话充分暴露封建皇帝以科举维护封建统治的险恶用心，其实翻译成现代政治理论，这般用心倒是颇为正当：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好比有粥一碗，十个人要喝，怎么办？猜谜语吧。这很公平，喝不上的无话可说。
但天下最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就科举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考什么？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唐代考作诗，于是唐朝成了诗人当道的时代，这当然很好，但看看当今的诗坛，以今度古，你就知道对诗的好坏达成一致的意见有多么困难，结果就是向批评家塞红包，拜考官为老师，蝇营狗苟，标准大坏。
该问题到明太祖手里才算有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办法，就是考八股。八股文的作法有一定之规，而八股的内容须是“代圣人立言”，出题者从四书五经上挑出一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先贤早有定论，你不能胡说，只须掰开了、揉碎了，阐发你的心得体会。所以，八股一出，科举考试终于实现了标准化，减小出题者和判题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相应地也压缩做题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有个靶子立在那儿，大家去射，看谁射得准而且姿势漂亮，就算是个美国人来应考，也不能一高兴射到旁边的靶子上。
这当然压抑个性。但个性诚可贵，也要看场合，我认为考试这件事本就不是比个性，该游戏的根本要义在于公平。所以，如今教授漏题报纸上吵吵几句就不了了之，我只能替该先生暗自庆幸，不知他学过历史没有？换了科举时代，干出这等坏天下之平的事来，哪怕你是宰相、尚书也很可能会绑到菜市口去，斩首。
如此公平的制度实行既久也出了问题，圣人只有两位，一孔一孟，中国的圣人又不像印度的佛那么爱唠叨，两三百年考下来，恐怕他们二位的每句话都曾是试题，都有了大批范文；更何况圣人的某些话还真是出题不宜，最有名的例子是雍正时一个考官出了个题是“维民所止”，雍正这个皇帝在咱们的电视剧里差不多也是个圣人了，但我怀疑他患有迫害妄想狂，总觉得天下人都在欺负他、说他的坏话，“赵家的狗今天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大开杀戒。那天接到小报告，果然就狂了：“维止”不就是“雍正”无头吗？好，老子先让你无头！
所以，八股文考到后来，命题成了一件要命的事，考官大人们绞尽脑汁，为的是想出极尽拧巴变态之能事的考题。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要出这么一道题，断难不住考生，人人肚子里预备得滚瓜烂熟，提笔就来而且花团锦簇；但是，如果我出一道“时习之不”呢？怎么样？晕了吧？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圣人的话，并未超越教学大纲，古文又无标点，正可任意裁剪，前边截后边搭，这臭名昭著的截搭题就能活活难死你。
事情到了这地步，科举连同八股文终于由好办法变成了烂办法，于是，1905年，当初没考上的袁世凯和考上了探花的张之洞一商量，得，没意思，停了吧。遂奏请废止科举，中国从此算是正式开始了现代教育。
八股当然也就这么废了，但不要以为从此不考试了，照考，而且变本加厉，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后，每年“自三月起，至八月止，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劝，举国若狂”。——这是宣统二年的情况。出题者和应试者捉迷藏的游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玩下去，而科举时代的捉迷藏还有范围有方向，反正不出四书五经，反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理应熟谙、理应承续的根本传统；现在呢，出题者四书五经大概是没读过，对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知道点什么，我看也心中无数。这样的教育者当然很有个性也爱耍个性，条条大路他不走，海阔天空任他游，游到忘情处，类似“说八”的题目就出来了，出题者昏昏，做题者更昏昏，八股的截搭你还知道上下文，现在，他随手一截，搭都不搭，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裁来的一片云彩，更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正应了《平原游击队》里那句老戏词：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搞你神兵天将难提防。
话说到这儿，在下的意思索性明说了吧，就是在废科举一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斗胆怀念一下八股，因为相比于后来的某些“进步”，它倒是更合于考试的本义。至少，我要是不幸变成应试的老童生，宁可碰上“时习之不”，也不想碰上“说八”。
（李童摘自南方网，
潘树声图）